背景故事
《左傳》中記載：
從春秋中葉開始，各主要諸侯國先後進行過一系列的土地、賦稅制度改革，著名的有：
公元前685年，齊國的管仲采用“相地而衰征”的新稅法；公元前645年，晉國“作爰田”、“作州兵”。
公元前594年，魯國為了增加收入，便規定：
不論公田、私田，一律按田畝收稅。
此後，楚國、鄭國、晉國等國家也陸續實行了稅畝制。
春秋時期，由于牛耕和鐵制農具的應用和普及，農業生産力水平提高，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後，隐瞞在私人手中，成為私有财産；同時貴族之間通過轉讓、互相劫奪、賞賜等途徑轉化的私有土地急劇增加。
在實行初稅畝之前，魯國施行按井田征收田賦的制度，私田不向國家納稅。因此，國家财政收入占全部農業産量的比重不斷下降。
于是，魯國便實行初稅畝，即：
履畝而稅，按田畝征稅，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積納稅，稅率為産量的10%。
初稅畝的實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應和促進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關系。
内容
初稅畝從字面上解釋：
初，為開始的意思；稅畝是按土地畝數對土地征稅。
具體方法是：
“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餘畝，複十取一。”
對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為稅賦，對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樣根據其實際畝數，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為賦稅。
這種按耕地的實際畝數收取實物賦稅的做法，與“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而衰征”，雖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定的區别。“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而衰征”，仍是建立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之上的，而魯國初稅畝的實施，等于承認了土地的私有。
“桓管改革”後的農業稅收征收的前提是：
農戶租用了屬于國家的土地，稅收還帶有“地租”的性質；而初稅畝則是在認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憑借國家政治權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稅賦。也就是說，初稅畝更接近于現代的稅收。
所以，大多數研究者傾向于把魯國的初稅畝作為我國農業稅征收的起點。
主要影響
初稅畝從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使我國曆史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發展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初稅畝的實施，使生産關系發生了變革，使其更加适應生産力的發展，是曆史進步的具體表現。
不僅如此，初稅畝削弱了各采邑的實力，使諸侯國的地位更加穩固，為今後建立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初稅畝是土地私有制前提下平等賦稅制度的最初形式，是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它在激發勞動者生産積極性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比較科學的選擇。
初稅畝的實施，也使社會分配方式發生了顯著改變，按實際田畝産量十分之一納稅的具體方式，使勞動者切實體會到了努力帶來的收益，從而促使勞動者不斷提高勞動效率。
初稅畝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這一制度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和方向，是在先進生産力要求下，對生産關系的一次合理調整，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勞動者的利益要求，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
初稅畝的實施給了奴隸制緻命的一擊，為奴隸制的徹底崩潰敲響了喪鐘。而秦國的商鞅變法标志着井田制的徹底崩潰，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私有土地制度由此而生。
評價
《谷梁傳》對初稅畝評價說：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裡，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這是對初稅畝的一種否定态度，認為初稅畝的實施，是違背古法的“非正”行為。
這段文字也說明了初稅畝的實際作為。
井田制下，是九百畝中取一百畝，而初稅畝之後，公田之外再收十分之一的稅，也就變成了約十分之二，也就是“二”。
初稅畝的實施對魯國經濟實力的及國力的增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後，魯國還先後推出過“作丘甲”、“用田賦”等稅收政策，各諸侯國争相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