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汝信
《克爾凱郭爾文集》（10卷本）中文版即将與讀者見面了。這部選集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克爾凱郭爾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編選和組織翻譯的，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負責出版。選集收錄了克爾凱郭爾的主要著作，并直接譯自近年來出版的經過精心校勘的丹麥文《克爾凱郭爾全集》，内容準确可靠，盡可能保持原汁原味，這對于中國讀者正确理解這位丹麥哲學家的思想将會有所補益。
在西方哲學史上，克爾凱郭爾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他生前默默無聞，其著作也很少有人問津，但過了半個世紀，人們又“重新發現了”他，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随着存在主義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他對西方國家思想界的影響越來越大。雅斯貝爾斯曾經這樣說：“目前哲學狀況是以下面這個事實為特征的，即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這兩位哲學家在他們生前受到忽視，以後長時期内一直在哲學史上受人輕視，而現在他們的重要性則越來越不斷地突出。黑格爾以後的其他一切哲學家正越來越失勢而引退，而今天這兩個人則不容争辯地作為他們時代的真正偉大思想家而站了出來。”（《理性與存在》）他甚至說，是克爾凱郭爾和尼采“使我們睜開了眼睛”。雅斯貝爾斯的這些話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且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一般意見。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确實代表了在黑格爾之後興起的另一種以突出個人為特征的西方社會思潮，而與強調精神的普遍性的黑格爾主義相對立。如果說，在黑格爾那裡，“存在”隻不過是絕對精神自身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抽象的環節，那麼從個人的角度去深入地探索和反思“存在”（“生存”）的意義則是從克爾凱郭爾開始的。
克爾凱郭爾哲學是極其個性化的，他個人的生活經曆、性格、情感、心理、理想和追求都深深地滲透在他的哲學思想裡，因此我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需要用一種與通常不同的诠釋方式。黑格爾曾在《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說，“哲學史上的事實和活動有這樣的特點，即：人格和個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滲入它的内容和實質”。這種看法可以适用于像康德那樣的哲學家，我們幾乎可以完全不去了解他的個人生活經曆而照樣能夠讀懂他的著作，因為機械般的有秩序的書齋生活似乎沒有給他的思想增添什麼個性色彩，正如海涅所說，“康德的生活是難以叙述的。因為他既沒有生活，又沒有曆史”（《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但是，對于克爾凱郭爾來說，黑格爾的看法則是完全不适用的。克爾凱郭爾的全部思想都和他的個人生活和體驗緊密相連，他的許多著作實際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帶有精神自傳的性質，從中我們可以聆聽到他在各種生活境況下的内心的獨白和生命的呼喚。他自己曾坦率地承認，“我所寫的一切，其論題都僅僅是而且完全是我自己”。因此，要理解他的哲學，首先需要弄清楚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在他短暫的生命中究竟發生過一些什麼樣的事，對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和發展又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關于克爾凱郭爾個人生活的傳記材料，應該說是相當豐富的。西方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寫過不少著作，而且至今仍然是研究的熱門題目。克爾凱郭爾本人仿佛早已預見到這一點，他在《日記》中說過，不僅他的著作，而且連同他的生活，都将成為許多研究者的主題。在他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中有不少是以個人生活經曆和體驗為背景的，此外他還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記和劄記，這些資料不僅是他生活的真實記錄，而且是他心靈的展示。他雖然生活在拿破侖後歐洲發生劇變的時代，卻一直藏身于自己的小天地裡，很少參與社會活動，不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别人看來也許是區區小事，對我來說卻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他孤獨地生活，卻不斷地和周圍的人們和環境發生尖銳的矛盾，在他的生活中激起一陣陣的波濤。對他的思想發展和著述活動影響最大的有四件事：作為兒子與父親的緊張關系，從猜疑到最後和解；作為戀人與未婚妻關系的破裂；作為作家與報刊的論争以及作為反叛的基督徒與教會的沖突。
1813年克爾凱郭爾出生于哥本哈根的一個富商之家，他從小嬌生慣養，過着優裕的生活，卻從來沒有感到童年的歡樂，他是作為一個不幸的兒童而成長起來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他生來就有生理上的缺陷，使他自己不能像别人一樣參加各種活動而深感痛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痛苦的原因就在于“我的靈魂和我的肉體之間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從父親那裡所受的家庭教育。他的父親馬可·克爾凱郭爾出身貧寒，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依靠個人奮鬥和機遇，由一名羊倌而經商緻富，成為首都頗有名氣的暴發戶。這位老人以舊式家長的方式治家甚嚴，他笃信宗教，對子女們從小進行嚴格的宗教教育，教他們要敬畏上帝，向他們灌輸人生來有罪，而耶稣的慈悲就在于為人們承擔罪惡，而被釘上十字架來人為贖罪這一套基督教思想。這在未來哲學家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烙印，既使他終身成為虔信的基督徒，又在他的内心深處播下了叛逆的種子。克爾凱郭爾後來批評他父親的這種宗教教育方式是“瘋狂的”“殘酷的”，他常說，他是沒有真正的童年的，當他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老人了。他回憶說，“從孩子的時候起，我就處于一種巨大的憂郁的威力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我感到自己多麼不幸”。“作為一個孩子，我是嚴格地按基督教精神受教育的：以人來說，這是瘋狂地進行教育……一個孩子瘋狂地扮演一個憂郁的老頭兒。真可怕啊！”問題還不在于嚴格的宗教灌輸，而在于他這個早熟的兒童以特有的敏感覺察到在他父親表面的宗教虔誠底下掩蓋着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一種有罪的負疚感在折磨着父親，使之長期處于某種不可名狀的憂郁之中。他說，他父親是他見過的世上“最憂郁的人”，又把這全部巨大的憂郁作為遺産傳給了他這個兒子。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有一次父親站在兒子面前，瞧着他，感到他處于很大的苦惱之中，就說：“可憐的孩子，你是生活在無言的絕望中啊。”父親的隐私究竟是什麼，克爾凱郭爾始終沒有明說，但有一次從他父親醉酒後吐露的真言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對父親的道德行為和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深感困惑和痛苦，這種對父親的猜疑和不信任造成了他的沉重的精神負擔，使他的一生蒙上了陰影。他自己這樣說過，“我的出生是犯罪的産物，我是違反上帝的意志而出現于世的”。
克爾凱郭爾一家從1832年起接二連三地發生不幸事件，在兩年多的時間内家庭主婦和三個兒女陸續去世，隻剩下年邁的父親和兩個兒子。這對這位老人來說自然是莫大的精神打擊，過去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幸運兒，上帝保佑他發财緻富并擁有一個舒适的幸福家庭，現在則認為無論财富、名望或自己的高齡，都是上帝借以懲罰他的有意安排，要他眼看着妻子兒女一個個地先他而死去，落得他孤零零地一個人留在世上受折磨。他覺得自己是盛怒的上帝手心裡的一個罪人，成天生活在恐懼中，并預感到他的還活着的兩個兒子也将遭到不幸。家庭的變故和父親的悲傷心情也同樣使克爾凱郭爾蒙受了嚴重的精神創傷，他把這稱為“大地震”。在他的《日記》中記述說，那裡發生了大地震，“于是我懷疑我父親的高齡并非上帝的恩賜，倒像是上帝的詛咒”，“我感到死的寂靜正在我周圍逼近，我在父親身上看到一個死在我們所有子女之後的不幸者，看到埋藏他的全部希望的墳墓上的十字架墓碑。整個家庭必定是犯了什麼罪，而上帝的懲罰必定降臨全家；上帝的強有力的手必然會把全家作為一次不成功的試驗而掃除掉”。他相信父親的預言，就是所有的子女都至多活三十三歲，連他自己也不例外。實際上他雖然照樣享受着愉快的生活，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卻使他甚至起過自殺的念頭。在《日記》裡有這樣一段話：“我剛從一個晚會回家，在那裡我是晚會的生命和靈魂；我妙語連珠，脫口而出，每個人都哈哈大笑并稱贊我，可是我卻跑掉了……我真想開槍自殺。”克爾凱郭爾父子之間的緊張關系曾導緻父子分居，但父親作了很大努力去改善關系，向兒子作了坦誠的忏悔，兒子深受感動，與父親重新和解，并更加堅信上帝确實存在。雙方和解後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克爾凱郭爾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父親在星期三（9日）淩晨2時去世。我多麼希望他能再多活幾年呀，我把他的死看作他為了愛我而做出的最後犧牲；因為他不是離我而死去，而是為我而死的，為的是如果可能的話使我能成為一個重要的人。”
他說，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所有東西中，對父親的追憶是最可珍愛的，他一定要把它秘密保存在自己的心裡。我們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都能發現這種特殊的父子關系所留下的深深的痕迹，這是解讀他的哲學思想時必須密切注意的。
除了父親以外，對克爾凱郭爾的一生發生重大影響的是一位姑娘——雷吉娜·奧爾森，他們之間短暫而不幸的戀愛，在哲學家脆弱的心靈上造成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他初次邂逅雷吉娜是在1837年，當時他正處于自我負罪感的精神痛苦中，結識這位少女給了他重新獲得幸福的希望。據他自己說，他一開始就感到“我和她有無限大的區别”，然而在結識她之後的半年内，“我在自己心裡充滿着的詩情比世界上所有小說中的詩情加在一起還多”。父親死後，他下定決心向她求婚并得到同意，他感到自己無比幸福，後來他寫道：“生活中再沒有比戀愛初期更美好的時光了，那時每一次會面、每看一眼都把某種新東西帶回家去而感到快樂。”但這種幸福感很快就消逝了，他說，在訂婚後的第二天，“我内心裡就感到我犯了一個錯誤”，悔恨不已，“在那個時期内，我的痛苦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克爾凱郭爾究竟為什麼剛訂婚就反悔，他自己并沒有說得很清楚，看來這主要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經過短暫的幸福，他又陷入不可克服的憂郁之中。雷吉娜對此也有所察覺，常對他說：“你從來沒有快樂過，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你總是這個樣子。”但她确實愛上了他，甚至幾乎是“崇拜”他，這使他深為感動。他認為，如果他不是一個忏悔者，不是這樣憂郁，那麼同她結合就是夢寐以求的無比幸福的事了。可是這樣就必須對她隐瞞許多事情，把婚姻建立在虛僞的基礎上，這不可能使他心愛的人幸福。因此他竭力設法解除婚約，雷吉娜卻不願與他分手，再三懇求他不要離開她。他卻克制内心的痛苦，不為所動，堅決退回了訂婚戒指，并寫信請求她“寬恕這樣一個男人，他雖然也許能做某些事，卻不可能使一個姑娘獲得幸福”。後來他自己說，“這真是一個可怕的痛苦時期：不得不表現得如此殘酷，同時又像我那樣去愛”。據他在《日記》裡的記述，在分手後他哭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卻又裝作若無其事。他時刻想念雷吉娜，每天為她祈禱。後來雷吉娜另嫁别人，而克爾凱郭爾始終獨身，對她一直不能忘懷。他說：“我愛她，我從來沒有愛過别人，我也永遠不會再愛别人”，“對我來說，隻有兩個人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我已故的父親和我們親愛的小雷吉娜，在某種意義上，她對我來說也已經死了”。直到他們解除婚約五年後，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沒有一天我不是從早到晚思念着她。”三年後他又說：“是的，你是我的愛，我唯一的愛，當我不得不離開你時，我愛你超過一切。”其間，他也曾試圖與雷吉娜恢複關系，但未能成功，終于他意識到他已永遠失去了她。他說：“我失去了什麼？我失去了唯一的愛。”于是他才傾全力于著作活動，他在《日記》中明确指出自己寫作的目的就是為雷吉娜：“我的存在将絕對地為她的生活加上重音符号，我作為一個作家的工作也可以被看作為了尊敬和贊美她而豎立的紀念碑。我把她和我一起帶進了曆史。”他說，抛棄了雷吉娜，他不僅選擇了“死亡”，而且選擇了文學生涯，“是她使我成為一個詩人”，他的遺願就是死後把他的著作獻給雷吉娜以及他已故的父親。他抱着這樣的心情拼命寫作，有的著作實際上是為了向雷吉娜傾訴衷腸，是給她的“暗碼通信”，如果不了解其背景，别人是難以充分理解的。
前面我們着重叙述了克爾凱郭爾和父親的關系以及他的愛情悲劇，因為這對于理解這位哲學家其人及其著作是至關重要的，也正是因為他有了這樣的生活經曆和生存體驗才使他成為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而具有與衆不同的獨特的個性。他說：“如果有人問我，我是怎樣被教育成一個作家的，且不說我和上帝的關系，我就應該回答說，這要歸功于我最感激的一位老人和我欠情最多的一位年輕姑娘……前者以他的高尚智慧來教育我，後者則以她那種缺乏理解的愛來教育我。”他還特别強調，他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作家，正因為他失去了雷吉娜，如果他和她結了婚，他就永遠不會成為他自己了。他注定不能享受家庭幸福，他是一個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最不幸的人”。
在克爾凱郭爾失戀以後，他的創作活動達到了高潮，在短短的幾年内完成并出版了十幾部著作。由于他繼承了巨額遺産，可以自費出版自己的著作，使他的思想成果得以留傳于世。但是，當時他的著作卻沒有多少讀者，有的重要代表作僅銷售數十冊，社會影響也微不足道。克爾凱郭爾自己曾提到，《哲學片斷》一書出版後，始終無人注意，沒有一處發表評論或提到它。他為得不到人們的理解而深感痛苦，他說，“本來我寫這些東西似乎應該使頑石哭泣，但它們卻隻是使我的同時代人發笑”。但他一向自視甚高，認為自己富有天才，曾這樣寫道，“我作為一個作家，當然使丹麥增光，這是确定無疑的”，“雖然在我的時代無人理解我，我終将屬于曆史”。
克爾凱郭爾原以為自己隻能活到三十三歲，因此他把出版于1846年的《〈哲學片斷〉一書的最後的非學術性附言》當作自己“最後的”著作而傾注了全部心血。他感謝上帝讓他說出了自己需要說的話，覺得在哲學方面已經不需要再寫什麼别的了。他本打算就此擱筆，隐退鄉村當一個牧師了此一生。結果卻出乎他自己的預料多活了九年，而且又重新拿起了筆，原因是他同報刊發生沖突，進行了一場論戰，即所謂的“《海盜報》事件”，這對他的晚年生活起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當時的丹麥，《海盜報》是由青年詩人哥爾德施米特創辦的一家周刊。就其政治傾向來說，《海盜報》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用嘲笑和諷刺的方法抨擊專制保守和落後的社會現象，但刊物的格調不高，經常利用社會上的流言蜚語，揭發個人隐私，進行人身攻擊。這份周刊在一般公衆中很受歡迎，發行量相當大。哥爾德施米特在該刊上發表了一篇贊揚克爾凱郭爾的文章，卻引起後者極度不滿。克爾凱郭爾認為《海盜報》是專門迎合低級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贊揚是無異于對他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開在報上發表文章尖銳地批評和揭露《海盜報》，由此引發了該報的全面反擊。差不多在1846年整整一年内，《海盜報》連篇累牍地發表攻擊克爾凱郭爾的文字，對他的為人極盡揶揄譏諷之能事，甚至就他的生理缺陷、服飾、家産、生活習慣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畫。那時漫畫還是頗為新鮮的東西，上了漫畫也就成為公衆的笑料。這深深地傷害了克爾凱郭爾的自尊心，甚至他在街上也成為頑童們奚落嘲弄的對象。他原先以為在筆戰中會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無情的現實卻使他極度失望。他不僅沒有獲得人們的同情，反而感到人們因他受嘲弄而幸災樂禍。他在《日記》中說，“我是受嘲笑的犧牲者”。他覺得自己處于極端孤立的境地，面對廣大的懷有敵意的公衆，他說，“如果哥本哈根曾有過關于某人的一緻意見，那麼我必須說對我是意見一緻的，即認為我是一個寄生蟲、一個懶漢、一個遊手好閑之徒、一個零”。又說，“對于全體居民來說，我實際上是作為一種半瘋癫的人而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他不願與人來往，性情也更孤僻了，當他每天上街例行散步時，唯一“忠實的朋友”就是他随身攜帶的一把雨傘。
“《海盜報》事件”使克爾凱郭爾得出結論，認為一般人都沒有獨立的主見，在所謂輿論、報刊的影響下，人人就被完全湮沒在“公衆”之中了。在他看來，多數人總是錯的，真理隻是在少數人手裡。因此，他因自己的孤獨而感到驕傲。正如他自己所描寫的那樣，“我就像一株孤獨的松樹，自私地與世隔絕，向上成長，站在那裡，甚至沒有一個投影，隻有孤單的野鴿在我的樹枝上築巢”。不過這一事件也使他改變了想隐退去當鄉村牧師的想法。“一個人讓自己被群鵝活活地踩死是一種緩慢的死亡方式”，他不願意這樣去死，他覺得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還得“留在崗位上”繼續寫作。不過從1847年起，他的著作的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由前一時期主要探讨美學的、倫理的和哲學的問題完全轉向了宗教的領域。
1847年5月5日，克爾凱郭爾過了34歲生日，當天他寫信給哥哥，對自己居然還活着表示驚訝，甚至懷疑自己的出生日期是否登記錯了。過去他從未認真考慮過33歲以後應該做什麼，現在他活了下來，怎麼辦？這是他面臨的新問題。他感到上帝可能有意賦予他特殊使命，讓他為了真理而蒙受痛苦，同時作為真理的見證人而向他的同時代人闡明什麼是基督教信仰的真義。懷着這樣的使命感，他寫了一系列“宗教著作”。他在說明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觀點時說，他“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基督教”。這确實是真的，不過他對基督教和怎樣做一個基督徒有他自己獨特的理解，不僅和官方教會的正統觀點不同，有時甚至公開唱反調。随着他的“宗教著作”的陸續出版，他和教會的分歧及矛盾就越來越尖銳化，終于爆發為公開的沖突。他激烈地批評丹麥教會，要求教會當局公開承認自己違背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并進行忏悔。他指責教會已不再能代表《新約》中的基督教，認為他們的布道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他覺得對這種情況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必須予以無情的揭露，同時要向公衆闡明怎樣才能做一個真正的，而不是口頭上的基督徒。這就導緻他和教會關系的徹底破裂。
克爾凱郭爾生命的最後一年是在同教會的激烈對抗中度過的。過去他寫的大部頭宗教著作，很少有人認真閱讀，因此一般公衆并不十分了解他在思想上與教會的嚴重分歧。于是他改變方式，在短短幾個月内接連在報刊上發表了21篇文章，還出版了一系列小冊子，并一反以往喜歡用筆名的習慣做法，都署自己的真名發表。這些文章和小冊子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但批判性和揭露性很強。他公然向教會的權威挑戰，指名批判自己過去的老師、新任丹麥大主教馬騰森，對教會進行的宗教活動以及教士們的生活、家庭和宗教職務都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甚至公開号召人們停止參加官方的公共禮拜，退出教會。但是，克爾凱郭爾并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全力發動攻擊，馬騰森和教會當局卻始終保持沉默，輕蔑地置之不理，他企圖喚起人們反對教會也徒勞無功，除了得到少數年輕人同情外，遇到的隻是公衆的冷漠和敵意。他大失所望，再次陷入孤立的困境，在這個時期内他拒不見客，與外界斷絕往來。他的唯一在世的哥哥彼得那時在教會中已身居要職，他們之間的最後一點兒兄弟情誼也就此終結了。
1855年10月2日，克爾凱郭爾在外出散步時發病被送往醫院救治，他自己意識到末日将臨，說“我是到這裡來死的”。在醫院裡，他拒絕了哥哥彼得的探視，拒絕從神職人員那裡領受聖餐。他同意童年時期的朋友波森來探望，波森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起初說“沒有”，後來又說：“請替我向每一個人緻意，我愛他們所有的人。請告訴他們，我的一生是一個巨大的痛苦，這種痛苦是别人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看起來我的一生像是驕傲自大和虛榮的，實際上卻并非如此。我不比别人好。我過去這樣說，而且總是這樣說的。我在肉中紮了刺，因此我沒有結婚，也不能擔任公職。”在去世前，他還向人表示，他對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幸福和滿足，唯一感到悲哀的是他不能和任何人分享他的幸福。他就這樣離開了人世，終年42歲。這個反叛的基督徒的葬禮還為教會制造了最後一次麻煩，他的外甥帶領一批青年學生抗議教會違背死者的意願，擅自決定由牧師主持葬禮。葬禮隻得草草結束，他被安葬于家庭墓地，但卻沒有設立墓碑。過去他在《日記》裡曾寫道，在英國某地，有一塊墓碑上隻刻着“最不幸的人”這幾個字，可以想象并沒有人埋藏在那裡，“因為這墓穴是注定為我而準備的”。結果卻是他死後墓地上連這樣的一塊墓碑也沒有。他的遺囑指定把他所剩無幾的遺産贈給他念念不忘的雷吉娜，也遭到她的拒絕。直到半個世紀以後，年邁的雷吉娜才說出了真心話：“他把我作為犧牲獻給了上帝。”
綜觀克爾凱郭爾短暫的一生，他的生活經曆雖然沒有戲劇性的情節，其内在的精神發展卻充滿矛盾、沖突、痛苦，有着無比豐富複雜的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迫使他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意義和個人的價值，這些都體現在他的哲學和宗教思想裡。他雖然總是從他個人的視角和以他個人的獨特方式去對待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現代社會裡的人普遍關心和感興趣的，因此具有現代的意義。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認真研究克爾凱郭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