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簡介
60年代初，台北。建國中學夜間部男生小四是個置身學校幫派對立之外的好學生，父親是奉公守法的公務員，母親在小學代課。小四與家世不幸的小明十分投緣，暗生情愫。"小公園幫"的老大哈尼也傾心于她，小明同時周旋于幾個男生之間。數學考試，因滑頭抄襲，小四被記大過。哈尼回台北，要小四好好照看小明。哈尼被“217”眷村幫老大山東害死，小四參與了圍剿“小公園幫”替哈尼複仇的行動，山東被殺。小四父親涉嫌政治被帶走寫交待材料并被解聘。小四沖撞學校被勒令退學，轉學日間部。小明母親到馬司令家幫傭，小明又移情于小馬。小四陷入友情和愛情的矛盾，與小馬吵翻，在牯嶺街舊書市遇見小明，再次表明心迹，小明斷然拒絕，小四接連向小明捅了七刀，小明當場死去。小四被拘捕。朋友小貓王錄了他唱的英文歌《陽光燦爛的夏日》送給小四，被警員随手丢進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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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音樂原聲
獲獎記錄
幕後制作
青春殘酷物語
自“台灣新電影”始，一些年輕的創作者可說是用影像注解了台灣，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如此，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亦然。前者以一個家族的興衰，敦厚舒緩地刻畫出台灣人曆史宿命的悲哀；而後者則是借由一件社會案件，精确冷靜地呈現出蒼白壓抑的上世紀60年代的台灣。楊德昌從個人經驗的角度創造了一個真實的時代，人人得以回到從前，并且深刻地咀嚼“光陰”和“記憶”的味道，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作為失敗成長的祭禮，正是獻給難以忘懷的殘酷青春。
早歲孤寂感影響其電影觀念
楊德昌生于1947年的上海，一歲多随父母到台。楊德昌經常提到他父母親這一代外省人皆因戰亂而離開家鄉，毫無祖産，楊德昌認為他們“都有非常獨立的性格”。
楊德昌認為他們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代。”其實不單隻曆經戰亂，性格獨立，更重要的是這些來台的家庭，“基本上是沒有親戚，完全沒有中國人最嚴密的組織，所以跟社會的關系一直很獨立，沒有中國傳統社會那些結構，當然也沒有那種束縛；所以我現在和别人交往，基本上保持着一種很簡單的關系；譬如應對，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很熟練地和長輩應對；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因為家庭組織太簡單。”楊德昌的電影對于現代社會的疏離經驗，或許與其簡單得近乎孤寂的早歲人際關系有較大關系。
電影經驗源自漫畫經驗
楊德昌最初的電影經驗和靈感應該源自漫畫經驗。他曾表示“電影永遠是最花錢的，漫畫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氣一樣免費。當時老師、父母總以為這是些打發時間的消遣，我到今天還是不能贊同這種看法，因為，這和打麻将之類的消遣最不同的是，這些行為裡永遠都存在着一個夢、一種向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存在的信心。”這段話印證于《指望》或《牯嶺街》的少年們，落寞與不被了解的私隐世界，夾雜着對某些嗜好的鐘情、入迷，有着同樣的單純夢想存在。他表示自己在後來創作漫畫時，“覺得對故事感動的地方都跟以前不一樣了，會以比較悲劇的角度去做，生活上碰到一些比較想不通的事情，會傾向于感傷，都是些較不公開的感情。”
用電影憑吊青春
楊德昌堅信“年輕是一種品質，而不是數量，一旦擁有就不會失去”。“小四”的故事根據楊德昌學生時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實事件改編，茅武是建國中學夜間部初二的學生，因女友拒絕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與女友來到牯嶺街談判，談判不成，他将她連刺七刀，緻使女友當場斃命。事件發生後，轟動台灣，報刊以“不良少年行兇情殺”來概括這件事件。
與茅武同校的楊德昌對這一概括“耿耿于懷”，多年後當他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憑吊”那起案件時表示：“對我來講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為什麼殺人，而是那個環境很可能發生這種事，我的出發點基本上還是那段時間，它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講非常重要。我們這一代在那個時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現在就是社會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環境也許會增強你的個性，也許會削弱你的志氣，那個年代有很多線索可以讓我們看清楚現在這個時代，這是我做這個片子的最大動力。”在楊德昌看來196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奇異”的時候，也是一個“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時代”（引自該片宣傳資料），所以殺人事件不單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成為集體的悲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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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信息
影片評價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從這個角度看，目的在“溯舊”而非“懷舊”，楊德昌仍然是一位相當知性化的創作者，他企圖從舊日經驗中，尋取一個屬于九O年代的曆史批評觀點，事實上，在整部電影中的風格導向上仍然保持相當适度的距離和客觀性。楊德昌總然處理如此切身的素材，如此虔敬的六O年代，也保持其一貫拒絕濫情懷舊的态度，無疑是台灣新電影中獨一無二的知性社會觀察家。（搜狐娛樂評）
由大的結構而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記述了一個錯亂的曆史時空。中國近代史上難得一見的曆史大遷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随國民黨偏安的心情來到東方的小島。十年過去，他們的下一代逐漸出生、成長，反攻大陸的希望逐漸渺茫。物質的匮乏，長期的戰亂流離後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裡情緒，省籍的歧見，日本文化影響的消退，美國文化影響的增強，使一九六O年代的台灣成為一個奇異的時空。然而這也是“一個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時代”（引自該片宣材），楊德昌藉當時轟動一時的少年殺人事件，嘗試勾繪出那個時代的輪廓，那樣的物質匮乏，那樣的精神壓抑，那樣迷惘絕望的社會基調。他以完整的幅度，在台灣電影中難得一見地留下六O年代的線索，并“獻給父親及他那一輩，他們吃了許多苦頭使我們免于吃苦。”（搜狐娛樂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