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

劉志丹

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家
劉志丹(1903-1936),男,漢族。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名景桂,字志丹,陝西保安縣(今志丹縣)人。劉志丹從青年時期起就投身于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秋天,入黃埔軍校。大革命時代,劉志丹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政治處處長等職,積極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戰争。大革命失敗後,他奔走于湖北、陝西等省,從事組織起義工作。1928年,與唐澍等人組織領導了渭華起義。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組織了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及參謀長,後來,反帝同盟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支隊,劉志丹曆任副總指揮、總指揮等職。1932年成立紅二十六軍,劉志丹仍負領導責任。1935年秋,紅二十六軍與紅二十五軍會師,成立第十五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同年,遭機會主義分子誣陷,被關押,得到釋放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任、北路軍總指揮、紅二十八軍軍長等職。1936年4月,劉志丹率部隊東征,在山西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光榮犧牲,時年33歲。[1]
    本名:劉志丹 别名:劉景桂 字:子丹、志丹 号: 所處時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籍貫: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金丁鎮 性别:男 國籍:中國 出生年月:1903年10月4日 去世年月:1936年4月14日 職業:軍人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 政黨:中國共産黨 代表作品:《軍事教育大綱》、《政治工作訓令》

人物生平

劉志丹(1903—1936),陝西保安縣(今志丹縣)人,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

1903年10月4日誕生于陝西省保安縣(今志丹縣)金丁鎮。

1922年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曾任學生會主席,組織領導學生運動,同軍閥井嶽秀等封建勢力作鬥争。

1924年冬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秋天,奉黨的命令入黃埔軍官學校。

大革命時代,劉志丹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政治處長等職,積極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戰争。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陝西等省,從事組織起義的工作。1928年,與其他人一起組織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後,閻紅彥、吳岱峰率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陝甘,劉志丹和謝子長按照陝甘省委的指示,與吳岱峰、閻紅彥一起将晉西遊擊大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總隊,對外暫稱西北反帝同盟軍(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後任總指揮),與謝子長率部轉戰陝甘邊,創建革命根據地。學習井岡山鬥争的經驗,開辟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蘇區。

1932年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劉志丹仍負領導責任。

1933年9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11月後曆任紅26軍42師參謀長、師長,率部北上慶陽、合水,與地方武裝相互配合,開展遊擊戰争。

1934年2月至4月,劉志丹指揮部隊九戰九捷,以劣勢兵力取得了西華池等戰鬥的勝利,挫敗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建立了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同年5月任中共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兼任軍政幹部學校校長,與軍校政委習仲勳、常務副校長吳岱峰一起親自編寫《軍事教育大綱》《政治工作訓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劉志丹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5月,紅26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會合後組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率紅26軍、紅27軍主力,以圍點打援、出敵不意、各個擊破的戰法,經兩個多月的機動作戰,攻克延長、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邊6座縣城,殲滅大量敵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蘇區的第二次“圍剿”。

8月,在陝北、陝甘邊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中,劉志丹指揮紅軍主力,殲滅國民黨晉軍1個團,迫使晉軍主力撤回黃河東岸。三次反“圍剿”鬥争勝利後,陝北、陝甘邊兩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紅軍長征之後的落腳點。9月,紅26軍、紅27軍與長征到達陝北的紅25軍會師,組成紅15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

10月參與指揮勞山戰役,後在“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肅反”中被逮捕,備受折磨,但他始終堅持原則。不久,中共中央到達陝北,毛澤東、周恩來等迅速糾正了陝甘蘇區黨内“肅反”的錯誤,劉志丹從而獲釋。此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軍北路軍總指揮兼第28軍軍長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等職。

1936年3月,劉志丹率紅25軍參加東征戰役,在晉西北叠克敵軍。4月14日在中陽縣三交鎮(現屬柳林縣)戰鬥中英勇犧牲,時年33歲,柳林縣三交鎮南一公裡許的黨家寨鏊子圪達現有“劉志丹将軍犧牲處”石碑。同年,中央決定将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以志永久紀念。

1940年,西北局和陝甘甯邊區政府在縣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園。

1943年陵園建成,将志丹靈柩運回志丹縣。4月19日起靈柩于子長縣,并召開了“公祭劉志丹烈士大會”。4月23日延安舉行公祭大會,由西北局書記高崗主持,朱德、林伯渠等講了話,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贈送了白綢挽聯。24日,劉志丹烈士的靈柩在高崗、林伯渠、劉景範(劉志丹之弟)、張秀山等護送下運回志丹縣,4月26日抵達縣城。5月2日召開了萬人公祭大會,高崗介紹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張秀山等先後講話,爾後安葬于志丹陵園内。

1947年胡宗南進攻邊區,陵園遭到嚴重破壞。

1953年照原樣修複。

1975年又進行了修葺,使陵園面貌煥然一新。

毛澤東為他題碑:“群衆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為他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張聞天為他題詞:“子丹同志的路線,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我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真正中國的馬列主義的路線。子丹同志,精神不死!洛甫題一九四三年十月。”

犧牲經過

裴周玉回憶

2011年出版的裴周玉回憶錄《開國将軍裴周玉百年足迹》書來,其中《第五章 與劉志丹并肩戰鬥》就專門講到了這一過程,終于讓劉志丹犧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紅二十八軍渡過黃河在臨縣白文鎮與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團勝利會師。會師後在白文鎮休息了幾天後,紅二十八軍接到中央軍委命令:為了配合紅軍主力進逼汾陽,威脅太原,并打通山西前方與陝北之聯系,保證紅軍背靠老蘇區,特令二十八軍即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地區進擊,并可相機攻占中陽三交鎮,牽制和調動敵人。”

“三交鎮是黃河的一個重要渡口,河西是陝北蘇區的吳堡縣境。該鎮沿黃河東岸是閻錫山經營多年的防禦體系,構築有堅固工事與碉堡,并有一主力團和保安團固守。”

“紅二十八軍4月13日剛到留譽村,劉志丹軍長就不顧疲勞,爬上西山去觀察三交鎮方向的地形和情況。走在路上,他對我們說:‘咱們越向南走,離中央紅軍越近了,一定要打好這一仗,好向毛主席獻禮。為了打好這一仗,他幾天幾夜也沒有好好睡覺。”

“4月14日拂曉,紅二十八軍圍攻三交鎮的戰鬥開始了。戰鬥打響後,劉志丹聽說一團那邊攻擊不太順利,便立即和宋任窮商議,讓宋政委留在指揮所掌握全面情況。他要親自到一團陣地去,便帶着我和參謀、警衛員等幾個人一起出發了。”

“我們來到一團前沿陣地,聽取了黃光明團長,王再興政委彙報敵人的情況與我軍戰鬥态勢後,同一團首長研究了戰鬥部署。這時已快中午了,劉志丹又提着望遠鏡,向陣地的最前沿走去。我們氣喘籲籲地跟着往山上爬,一直爬到距敵不到百米的一個小山包上。”

“這個長不到100米,寬不到30米的光秃秃的小山頭,和敵人占領的山頭相對峙,中間隔着一條小溪,小溪的西頭和黃河彙合處的南邊就是三交鎮。我們所在的那個山頭是敵人火力壓制的重點之一,上面無任何工事和隐蔽物,我們隻好爬在山頭棱坎下觀察敵情。從這個山頭上看去,鎮上房屋巷道都曆曆在目,敵人的來往活動隐隐可見,我方的戰鬥進展也都看得很清楚。”

“劉志丹爬在山頂上,聚精會神,目不轉睛地觀察敵情,我和警衛員幾次勸阻說:‘這樣危險!’但劉志丹非常興奮地說:‘小裴,你看這個山頭不是一個理想的觀察所嗎?’劉志丹把所觀察的敵情與部隊戰鬥進展的情況,讓通訊員一一通知一團,并告訴他們應該采取的攻擊手段與措施。而後,他坐在地上拿出小本子,把前線戰鬥情況給宋政委寫了一封信,讓通訊員跑步送回軍指揮所去。通訊員臨行時,劉志丹笑着囑咐說:‘你告訴宋政委,過了中午,請他進三交鎮去喝勝利酒。’”

“正當部隊打開通往三交鎮道路的時候,敵人的一挺機槍,迎面封鎖了我軍前進的道路。劉志丹伏在山頭上的一個棱坎後面,一手撐着地,一手拿着望遠鏡,觀察了一會兒對我說:‘特派員,你看見了嗎?機槍是從小廟旁邊那個碉堡裡打出來的,等會兒部隊沖上去一定把它奪過來,帶給陝北根據地人民做紀念。’我回答說:‘好,一定奪過來,敵人活不了幾個鐘頭啦!’”

“劉志丹在前沿陣地上看到陣地情況,有的連隊成排或幾十個人向敵人一個碉堡發起沖鋒,但都被敵人火力阻擊而不能奏效,戰士們的傷亡很大,他還看到黃團長親自帶領一個排向敵堡沖鋒。于是,劉志丹把參謀叫到跟前,要他馬上去轉告一團,不能光憑勇敢蠻拼,要講究戰術,以最小的代價,奪取更大的勝利。參謀領受任務後,即刻向前飛跑而去。這時,山包上隻剩下劉志丹、警衛員和我三個人了。”

“我們迎風站在高處,觀察着周圍的一切動靜,密切注視着戰鬥的進展。突然,敵人的一挺機槍射來一梭子彈,正好射中劉志丹的胸部,他兩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見此情景心裡猛地一驚,趕快跑過去把他抱住,急忙喊道:‘警衛員,快去叫醫生。’子彈是從劉志丹左胸部穿過去的,碰着了心髒,傷口處流血很少,他穿的土灰色棉軍衣的左胸,隻見有個槍彈打穿的洞孔。當時,他的面色變得蠟黃,呼吸極度微弱,昏迷過去。我急忙把劉志丹抱到山坡後邊,找個隐蔽平坦的地方放下。”

“待了一會兒,他神志略微清醒,睜開了眼睛,環顧了一下四周,想用雙手撐着身體坐起來,用勁抓住我的手,以極微弱的聲音說:‘讓宋政委……指揮部隊,趕快消……滅敵人……。’隻見他嘴唇動了幾下,但再也聽不見聲音了。醫生趕到時,劉志丹軍長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謝文祥回憶

另一個目睹劉志丹犧牲的人,就是警衛員謝文祥。謝在回憶錄中寫到:

奪取三交鎮的戰鬥在激烈地進行,我軍英勇作戰,殲滅外圍之敵,但由于地形對我不利,敵人火力過猛,紅一團損失較大,三交鎮沒有攻下來。志丹非常着急,準備調紅二團團長于占彪率領部隊發起猛攻。他為了戰鬥的勝利,不顧個人安危,冒着槍林彈雨,到了一團二連的前沿陣地上。

這個陣地是個小山頭,離寨子裡的敵人不到300米,敵軍居高臨下,憑借堅固工事架有機槍,匪軍還不停的搖旗呐喊。我二連指戰員經過半天多的激戰,大部分同志壯烈犧牲,前沿陣地上隻有不到一個班的戰士在堅守。

“老劉,我們離敵人太近。地勢太低、目标太大,無法隐蔽,趕快轉移吧!”我和那個班的戰士多次異口同聲地發出請求。

志丹沉着堅定地說:“觀察地形和敵情要緊,快向敵人射擊,摸清敵人的火力!”

我最後又請示時,志丹命令我接過戰士的長槍,快向敵人瞄準射擊!

我打倒了3個敵人。正在這個時候,敵人突然用多挺機槍向我們猛烈掃射。

我趕忙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兩手正在拿着望遠鏡觀察敵情,沒來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彈,傷了心髒,當即昏迷過去。

我把他趕快背到隐蔽的地方。

他剛清醒過來後,仍以頑強的毅力,斷斷續續地告訴我:“不要管我……趕快請宋政委來指揮部隊……消滅敵人……”

宋任窮回憶

軍政委宋任窮趕來了,他記述了後面的情況:

裴周玉等幾位同志将劉志丹擡到軍指揮部所在的陣地上,我跪下身來摸他的心髒和脈搏,察看傷口,這時志丹因大動脈出血已昏迷不能說話,不多時卻溘然長逝,年僅33歲。

裴周玉向我講述了志丹中彈的經過。我們非常悲痛,肅立在親密戰友的遺體旁,脫下軍帽緻哀。

我對在場的同志們說,劉軍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他的遺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業,更多地消滅敵人,為劉軍長報仇。

我們把志丹的遺體擡上擔架,把軍大衣輕輕蓋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

我把志丹犧牲的消息立即電告中央。

我們趕緊籌劃船隻,制作了一具棺材裝殓志丹的遺體,在場的數十人扶棺流淚,與志丹訣别。然後,派人護送志丹的棺榇渡過黃河,運往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敵方資料

史澤波時任國民黨晉綏軍第二O六旅第二營營長,曾與紅軍在三交鎮作戰。

他在自述中寫到:(1936年3、4月間)我旅移駐臨縣。這時,陝北紅軍劉志丹率部渡過黃河,穿越臨縣、離石縣南行。

我獨立旅即派兩個團尾随其後,準備吃掉這股紅軍。

途中,旅長方克猷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如何采取行動,我發言說:“根據以往的經驗,應是堵其去路,截其來源。”

于是方克猷決定抽出部分兵力趕到黃河岸邊的三交設防,其餘主力繼續追擊紅軍。當時我在第二營擔任前衛,行至離石縣吉家中垣以東,突然發現前面山坡上紅軍在開會,我即報告團長章拯宇。

章用望遠鏡觀察後便命令炮兵轟擊,一發炮彈擊中會場。紅軍急忙反擊,雙方展開激戰。

在這次戰鬥中,紅軍遭到嚴重損失,其領導人劉志丹也在此戰中犧牲。

曆史貢獻

提出三色論

所謂“紅色”,就是發動組織工農群衆,建立黨所獨立領導和指揮的人民軍隊。劉志丹認為,人民軍隊是進行革命戰争的骨幹,必須走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道路,才能使陝甘地區的革命鬥争有光明的發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衆武裝逐步集中起來,先建立遊擊隊,後上升為正規紅軍。這種辦法與毛澤東建軍路線是一緻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根據全國抗日救亡的新形勢,率部同吳岱峰閻紅彥等部會師,并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後來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

所謂“白色”,就是派共産黨人到白軍中開展兵運工作。這是劉志丹發展革命武裝的大膽嘗試。紅石峽會議後,他返回家鄉保安,采取合法的鬥争方式,把該縣民團改造成為黨所掌握的革命武裝。随後,他多次打入國民黨軍,以合法身份發展革命武裝,多次被捕和關押。經黨組織和南漢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營救而獲釋。劉志丹為了創建革命武裝,以非凡膽略,一次次打入軍閥部隊,出生入死,毫不退縮,表現了一個共産黨人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英雄本色。

所謂“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軍隊準備群衆基礎和武裝力量。這是劉志丹發展革命武裝的一項成功實踐。他認為,陝甘地區有許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出身貧苦,俠肝義膽,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險,被“逼上梁山”。他們同官僚軍閥、地主豪紳之間的矛盾相當尖銳、複雜。隻要有共産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創造三窟論

劉志丹是實事求是的光輝典範。他創造性地開辟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為探索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獨特貢獻。渭華起義失敗後,他深深感到根據地對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義,明确提出“向井岡山學習”,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經過廣大軍民的艱苦努力,成功地創建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後來又采取“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說:劉志丹創建的陝甘邊根據地,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

使民得土地

劉志丹認為,中國革命戰争實質上就是農民戰争。領導這樣的戰争,必須把農民問題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導與動員他們參加革命戰争、建立革命政權。為此,他采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廣大人民群衆的衷心擁護和支持。與此同時,劉志丹始終同人民群衆心連心。他每到一地,總是深入群衆,關心群衆的疾苦,幫助群衆解決實際困難,深受廣大人民群衆的崇敬和愛戴,被群衆親切地稱為“老劉”。

廣築統一線

實行正确的統一戰線政策。劉志丹常說:“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他堅決主張在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而在生活上要給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許富農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農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時,他對根據地周圍的民團和地主武裝也采取區别對待政策,打擊反動的,争取中間的,團結友好的。實踐證明,他實行的這些靈活的政策和策略,對于削弱敵人力量,壯大革命力量,鞏固紅色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活經文教

實行正确的經濟政策。劉志丹認為,在戰争年代如果不重視經濟建設,革命戰争的物質條件就沒有保障,人民群衆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據地的其他領導人決定成立銀行,發行布币,開辦牧場和實行集市貿易,吸引外來商人經營,使根據地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軍民生活有了改善。他為了提高人民群衆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還創辦了列甯小學等,使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有所發展。

正是由于劉志丹創造性地實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政策,才使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全國僅存的一塊具有戰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結束長征的立足點和黨中央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劉志丹作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勳,永載革命史冊。

積極反圍剿

劉志丹堅持從中國革命戰争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一系列正确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多次“進剿”、“會剿”和大規模“圍剿”,取得輝煌的戰績。

在戰略指導上,他注重把握全局,運籌帷幄,正确決策。在第二次反“圍剿”中,劉志丹立足戰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敵情,決定集中兵力,首先打擊剛剛入陝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師。他認為:高部是“圍剿”陝北根據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沒有同我軍作戰的經驗,更不善于山地作戰,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進攻,對于鞏固和發展陝北根據地,乘勝打通與陝甘邊根據地的聯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高桂滋與陝北軍閥井嶽秀矛盾很深,難以協同作戰,便于我軍利用矛盾,各個擊破。

他命令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主力北上陝北,與紅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協同作戰;留下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一部就地開展遊擊戰争,騎兵團相機向外線遊擊;地方遊擊隊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活動,牽制和打擊敵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紅軍與遊擊隊相結合、遊擊隊與群衆武裝相結合,主攻方向與牽制方向相配合,外線作戰與内線作戰相配合的陣勢,充分發揮了人民戰争的強大威力。

他還成立了前敵總指揮部,親自擔任總指揮,加強對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由于戰略決策正确、部署和指揮得當,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劉志丹獲悉徐海東、程子華等率紅二十五軍到達陝北保安,非常興奮。他認為,這是事關戰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陝甘地區的各級黨組織,迅速動員全體黨員和人民群衆,歡迎紅二十五軍。并派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前往迎接。

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同紅二十五軍會師後,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為了迅速打破敵人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被人們稱為“活地圖”的劉志丹,提出了一個理想的伏擊區——勞山,并積極協助軍團長徐海東指揮了著名的勞山戰役,全殲敵東北軍兩個團及一個師直屬隊,為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戰役戰鬥指揮上,劉志丹靈活機動,戰法獨特。他認為,處于防禦地位的弱小紅軍,要打破強大之敵的“圍剿”,必須抓住關節點,不能蠻幹浪打;必須周密部署,有取勝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圍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敵情,決定首先集中兵力,打擊西渡黃河不久、态勢孤立、立足未穩的閻錫山晉綏軍。

他認為,打退晉綏軍的進攻,對于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具有關鍵意義。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綏德、吳堡地區向敵軍發起突然進攻,在定仙墕(今定仙焉鎮)一仗就殲敵一個團,迫使入陝之敵退回山西。

避強擊弱,是劉志丹靈活用兵的重要指導思想。他說:“打仗一定要靈活,不要硬打。能消滅敵人就打,打不過就不打。遊擊隊要善于隐蔽,平常是農民,一集合就是遊擊隊,打仗是兵,不打仗是農民,讓敵人吃不透。

”劉志丹善于捕捉戰機,出敵不意,攻敵不備,以劣勝優,敢于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深入敵後,發動進攻,打破敵軍的“圍剿”。西北紅軍正是在這種正确思想指導下,仗越打越精明,戰績越來越輝煌,特别是西華池一仗,殲敵一個團部及兩個整營,創造了步騎協同作戰的範例。

嚴治軍明賞罰

劉志丹在指揮作戰中,還十分重視培養部隊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他治軍嚴格,賞罰嚴明。對于作戰勇敢、表現突出的指戰員,及時給予表彰;對于違反紀律的,不論哪一級幹部,都堅決處罰。由于西北紅軍執行了嚴格的紀律,從而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政治覺悟,赢得了人民群衆的擁護和支持。

在創建西北紅軍過程中,劉志丹十分重視黨在軍隊中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他認為,黨對人民軍隊的堅強領導,是紅軍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

按照古田會議精神,在部隊團以上單位設有黨委,連設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機關,實行政治委員制;實行民主制度,在連、營、團各級設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一緻、優待俘虜、瓦解敵軍等原則。同時,同各種錯誤思想傾向進行堅決鬥争。并且規定紅軍除了打仗以外,還要擔負開展群衆工作、籌款、建立革命政權等項重大任務,使西北紅軍真正成為了一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與人民群衆血肉相連的新型人民軍隊。

培養軍政骨幹

在西北紅軍建設中,劉志丹高度重視對黨的幹部的培養訓練。他認為,加強幹部培養,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決定性因素。除了在戰争實踐中摔打、訓練幹部以外,他堅持開辦紅軍随營學校、軍政幹部學校,親自兼任校長,親手制定教育方針,審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經常給學員講課。在他的正确領導和培養教育下,陝甘地區湧現了一大批軍政骨幹,後來許多人成為治黨、治國、治軍的棟梁之才。

識大體顧大局

在貫徹執行黨的各項任務中,劉志丹總是率先垂範,以大局為重,光明磊落,嚴于律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具有無産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和共産黨人的堅強黨性。他一生雖然短暫,卻經曆坎坷,幾多磨難,多次遭受“左”傾錯誤的排擠、誣陷和打擊,多次被撤職、降職,甚至被關押,特别是在錯誤的肅反中,他和一批幹部被關押。但他對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始終忠貞不渝。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解救了劉志丹。

劉志丹獲釋後,毛澤東、周恩來親切地接見了他,并深情地對他說“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劉志丹十分感動,對黨中央表示衷心感謝。他還多次告誡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紅軍指戰員:“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在他的帶領下,西北紅軍同到達陝北的各路紅軍親密無間,情同手足。周恩來說:“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産主義品質的黨員。”這是對他的高度評價。

南梁會議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城中心的關帝廟,召開了有劉志丹、吳岱峰、習仲勳、惠子俊、楊森、張秀山、馬文瑞、張邦英、蔡子偉、張策、黃子文、張慶孚等領導人和100多名工農兵代表參加的重要會議。會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土地決議案》《财政決議案》《糧食決議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會選舉成立了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陝甘邊赤衛軍總指揮部。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邊金山任副主席,吳岱峰任參謀長。習仲勳被選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賈生秀和牛永清為副主席。朱志清任陝甘邊赤衛軍總指揮,鄭德明任副總指揮,梅生貴任副總指揮兼參謀長。

社會評價

為紀念劉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陝甘甯邊區政府決定将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并在城北建劉志丹陵園,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題詞石刻。

劉志丹烈士一生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戰,百折不撓,艱苦奮鬥,忠心赤膽,為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被毛澤東同志譽為“群衆領袖,民族英雄”。

相關文物

在中國軍事博物館紅軍抗日先鋒軍東征戰役展區裡,有一支精緻玲珑的手槍每天吸引着衆多參觀者的目光。這是一支比利時FN公司制造的M1900式7.65毫米勃朗甯手槍。在中國有“槍牌撸子”的綽号。此槍的特殊之處是槍的握柄兩側有劉志丹親手刻下的“抗日救國”4個字。

槍的主人劉志丹畢業于黃埔軍校第四期,大革命失敗後領導了陝西渭華起義,與謝子長等一起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1932年夏,劉志丹率部轉戰數百裡,殲敵1400人,繳獲各種槍1200多支,建立了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這支勃朗甯手槍,就是在照金鎮一帶打垮敵軍後繳獲的。

1935年2月,劉志丹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所部連奪延長、安定、保安等6城,在2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使陝北、陝甘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的落腳點。此時,中央紅軍長征已過遵義,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劉志丹得知消息後十分振奮,便用小刀在随身攜帶的手槍握柄上方兩側刻下了“抗日救國”,以表心志。1936年4月,劉志丹率紅28軍參加東征戰役。在晉西中陽縣三角鎮與敵軍作戰時,他被敵人機槍子彈擊中左胸,壯烈犧牲,時年僅34歲。此後,劉志丹使用過的這支勃朗甯手槍幾經周折,于1959年由中國軍事博物館收藏,為國家一級文物。

榮譽表彰

1996年,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确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解放軍總政治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開展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劉志丹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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