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曆
孫越崎，中國能源工業創辦人和奠基人之一。孫越崎擔任河南焦作中福煤礦總經理期間，曾任焦作工學院（今中國礦業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抗日戰争爆發後，孫越崎排除萬難，力主實施焦作工學院（今中國礦業大學及河南理工大學）師資、設備、圖書等整體西遷。焦作工學院與北平大學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北洋工學院(今天津大學前身)在陝西組建國立西北工學院（今西北工業大學前身）（1938.07-1950.12），為抗日戰争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人生格言：救國圖存，務使中國越過崎岖而達康莊。
人物生平
宣統元年(1909)考入山會初級師範簡易科，畢業後義務教書一年。民國二年(1913)，入上海複旦公學，畢業後考入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科。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反帝、反封建愛國民主運動。“五四”運動期間，作為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滿懷愛國激情，積極參與發動組織天津學生罷課遊行，被校方開除。經蔡元培幫助，轉入北京大學礦冶系學習，民國十年畢業。十三年應聘創辦北滿穆棱煤礦。
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深造，并到英、法、德、蘇聯等國考察油礦、煤礦。回國後，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兼礦室主任。二十三年，任陝北油礦探勘處處長，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在陝北延長、延川一帶勘探石油，打出中國第一口油井。11月，與翁文灏去焦作整理中福煤礦，任總工程師。
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力排中外董事衆議，冒生命危險組織中福煤礦員工将大部分設備拆除搶運至四川，與民生公司、資源委員會、鹽務總局、四川銀行界分别合辦天府、嘉陽、威遠、石燕四個煤礦，兼任四礦總經理，對抗戰後方工業和民用煤炭供應，貢獻很大。
1941年，兼任甘肅玉門油礦局總經理，在任甘肅油礦局總經理期間，他率領員工克服重重困難，擴充采煉設備，增加原油産量，推進技術進步，建立運輸隊伍，建醫院、辦學校、開農場，并竭盡全力培養和儲備人才，在大西北的戈壁灘上建成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産量最高、員工最多、工藝技術領先的現代石油礦場，為抗日戰争作出了重要貢獻。1942年8月，中國工程師協會因孫越崎創辦玉門油礦成就卓著，授予其“中國工程師金質獎章”。
1948年10月，以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召集所屬各重要廠礦企業負責人秘密開會，動員部屬堅守崗位，保護好财産檔案，棄暗投明，迎接解放。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等職，後曆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長，陝西省副省長，天津市副市長，建築材料工業部副部長，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95年12月9日病逝北京，終年103歲。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代表、第三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至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舊友評價
摘自華裔作家張彤禾作品《我的祖父張莘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時候，我的家人住在重慶。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收複當時東北已開發的工業基礎建設；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孫越崎,被指派去監督接收東北礦業回歸中國的事宜。其中主要的資産，煤礦，在撫順，一個邊遠縣城。它不僅是中國最大，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礦。
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戰争結束了，但是另一個戰争剛剛開始。國共之間的沖突——戰時還能勉強節制——已呈公開化，而華北地區成了主要的戰場。共産黨占了上風：抗日戰争尾聲時，蘇聯軍隊進入東北，有他們的協助，共産黨遊擊隊很快進駐東北，控制了領地和日軍撤退時留下的軍用物資。地處中國的另一邊，國民黨的軍隊在戰時總部的重慶無法迅速地回到東北。
本來是孫越崎被任命主持撫順煤礦的接收，但是他說在别的地方有事，推薦我的祖父代行職責。這個任務對我祖父來說，一定像是命中注定。終于有一個任務能讓他一酬今生尚未實現的壯志：留洋學生，礦業專家，東北遊子，愛國志士。祖父接受了這項任務，但是他沒有告訴祖母他要去哪裡。他在出重慶的路上，到他女兒，我姑姑藹蕾寄宿的高中暫留片刻，和她道别。藹蕾那時十五歲，并沒有太在意這事；她長這麼大，父親一直是離家到别的地方工作。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達沈陽，東北最大的城市——十五年來第一次回到家鄉。一位名叫董文琦的老朋友，時任沈陽市長，警告祖父要當心。“你從重慶來，”董文琦說，“你不知道這裡是什麼情況。”還有一個蘇聯那邊的聯絡人也提醒我祖父要小心。那個蘇聯人告訴他應該等撫順的安全狀況改善穩定些再去，我祖父在沈陽逗留了一個星期。
接着就有了謠言，人們議論着說他害怕：他一路來到沈陽，卻什麼也不敢做。1946年1月14日早晨，東北經濟委員會的上司打電話來詢問這項被擱置的任務。我的祖父聽到有人暗示他怯懦膽小，大為光火，當天便和六個礦業工程師及當地幾個鐵路上的警衛出發去撫順礦區。到了礦地，他們實際上成為“囚犯”，由相關的人看管。兩天裡他們一事無成。1946年1月16日上午，我的祖父和他的團隊仍然被人監視着，上了回沈陽的火車。當夜九點左右，有武裝士兵在撫順西邊一個荒廢的站台登上這列火車。他們命令我祖父和他的同事們下車，把他們押到附近的山坳裡。在那黑暗的冬夜，在東北的荒野裡，士兵們用刺刀将他們刺死。
我的祖父臨死的時候說了幾句話，據當時的報紙報道說。“我是中央政府派來的，”他說，“為國捐軀，我死而無憾。”
在重慶，沒有任何消息。一天，我的祖母去廟裡為杳無音訊的丈夫算命。寺廟香客會投擲兩根木簽，它們掉下來搭成一個特定的組合，然後抽一根印着數字的竹簽。那個數字對應一個命數，用一首通常語焉不詳的詩來表達。命數分好壞，從最好的“上上”簽到最壞的“下下”簽。
那一天，我的祖母算出來的命是“下下簽”。那首詩的意思太明顯，以至于我的父親，那時才十歲，一直記得很清楚，直到六十年後還能一字一句背給我聽：“昔日行船失了舵，今朝依舊海中尋。若然尋得原物在，也費工夫也費心。”
在沈陽，謠言傳遍了，說我的祖父和他的六個同事已遇害。祖父的朋友沈陽市長董文琦，接到那個地區蘇聯軍隊指揮官的電話。董文琦去了一趟總部,四十年後在他的回憶錄裡，他回想起那一幕：“我看到院子中間停着一輛卡車，裡面裝着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車，打開棺材；毫無疑問，這是莘夫。他還穿着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藍色中山裝。他的身體被刺了十八刀。”
祖父的遺體被洗淨，也拍了照片：照片中可看出許多刺刀傷口和手臂被捆綁過的勒痕。他的棺材被送到沈陽的關帝廟，停了三個月，供民衆瞻仰。董文琦寫道，“他身受十八刀時穿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挂在廟裡給人們觀看”，“為了加強指出對敵人的悲憤仇恨”。他的屍體的照片被廣泛傳播，也有宣傳的用意。當祖父被刺殺的消息在1946年2月爆開後，大批中國學生在各大城市遊行示威，要求蘇聯軍隊撤出東北。在重慶，有将近兩萬學生抗議這次暗殺，抗議在東北的蘇聯勢力。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美國密蘇裡州富爾頓,邱吉爾在那年3月5日發表了他著名的鐵幕演說，還引用蘇聯這次在東北的惡行證明其居心叵測。
這件謀殺的謎團從未解開。國民黨堅稱是共産黨殺了我祖父和他的團隊，是為了儆示國民黨政府不要涉足東北。而共産黨，反過來說是國民黨為激起民意反對共産黨所以導演了這幕暗殺。蘇聯譴責當地的流氓集團幹出暗殺的勾當。沒有人肯承認謀殺了一群手無寸鐵的平民——這種懦弱的作法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政治手腕。目的不必明說，但用意照樣清楚——過去的戰事結束，新的戰争開始了，祖父的死隻是後來許多次殺害的開端而已。
我祖父的兒女們仍記得他們聽到噩耗的情景。一個冬日下午，他們的母親被一個朋友叫出去。她回來，走進她的卧室，開始放聲大哭，孩子們都聽到了。然後她從房間裡出來，把孩子們聚到她身邊，告訴他們，父親被殺了。“不要擔心，”他們的母親說，“有我在。”她也告訴孩子們他們再也不會看到她哭。
祖父去世之後，我的祖母開始參加公衆活動——從某些方面來說，寬闊的舞台非常适合她堅強的性格。她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很多時間都待在南京。她還一度經營銷售煤來補貼家用。她說話算話：孩子們再也沒有看到她哭過。但是她的頭發變得灰白，開始抽煙，抽得很兇。一夜之間，在孩子們眼裡，她變老了。廟裡的簽語在這一點上說得真準：“若然尋得原物在，也費工夫也費心。”
祖母說孫越崎，我祖父那個沒有去撫順的朋友,他于1949年投奔共産黨，後來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許多年後，我的父親告訴我，他又得到了孫越崎的消息：“我來美國在IBM工作後，孫越崎給我寄了一張聖誕卡。他說我下一次來北京他想跟我見個面。我沒見他。我拒絕和他見面。”
家庭生活
孫越崎有兩任妻子。1912年，他和諸暨縣柳塢村的葛采湘結婚，雖是指腹為婚，但兩人感情很好。1923年葛采湘病故，留下一子一女。1926年8月26日他和天津師範畢業生王儀孟結婚。1996年1月10日，夫人王儀孟在孫去世一個月後也因病逝世。王儀孟是孫大武和孫叔涵的母親。
長子孫竹生，1914年生，母親葛采湘，西南交通大學機械系教授，機車車輛專家、教育家。小兒子孫大武，和妻子陳懿德有一女孫維（現名孫釋顔）。女兒孫叔涵，教授。孫女孫維（現身份證名為孫釋顔），為1994年“朱令铊中毒事件”唯一嫌疑人，1997年4月2日孫維作為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北京市公安局14處帶走，并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紙上簽字。在被連續偵訊審問8個小時後，被家人以“精神病”為借口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