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八角帽，又稱“解放帽”，因帽頂外口呈八角形，故名。下端接有一段落帽邊，前面中間有半月形的帽舌。原是八路軍的軍帽，後演變為春秋适用的便帽。在五十年代前後戴用者較多。
相關故事
上世紀20年代末，随着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和“擴紅”運動的展開，中國工農紅軍隊伍迅速擴大，從作戰和管理等方面服裝統一的必要性也日益顯現。 1929年3月長汀長嶺寨一戰後，紅四軍前委為提振士氣，決定趕制4000套正規的紅軍軍裝，從而使紅軍首次在一個軍的範圍
内有了統一的服裝。
朱将軍在提到這批縫紉機時，連聲音都親切了許多。
1929年3月，長嶺寨一戰後，紅四軍乘勝解放了閩西重鎮長汀城和周圍的農村。當時長汀人口約2萬人，物産豐富，富商雲集，手工作坊遍布城鄉，有很好的經濟基礎。解放長汀後，紅四軍沒收了10餘家反動豪紳的财産，并向資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籌借軍饷，共籌得5萬餘元。 “給養已不成問題，士氣非常振奮。 ”紅四軍前委決定給每位指戰員4塊光洋軍饷。
同時考慮到紅四軍自創建以來，“軍裝”各式各樣，相當破舊，急需更換。前委決定利用這些軍饷和長汀良好的縫紉、印染條件，趕制4000套軍裝。長汀秘密工會協助紅四軍後勤供給部購置布匹。當時商店沒有灰布，後勤供給部就與染布坊聯系，幫助把布匹染成灰色，然後将個體分散的裁縫工人和一家專做軍裝的裁縫廠組織起來，在南門街鄭屋成立了紅軍臨時被服廠(後來發展成為中華蘇維埃被服廠)。由于時間緊，數量多，工人少，機器不夠用，臨時被服廠兩班倒，每班8小時，日夜加班趕制，當時共有裁縫師傅20多人、縫紉機12台。軍服款式仿照蘇聯紅軍的軍裝(中山裝式，下有兩個口袋)和列甯戴過的八角帽式樣進行縫制，然後在軍衣的領子上縫上兩塊紅布領章、八角帽前縫上五角星。
由于此時适逢列甯逝世5周年，為緬懷列甯的豐功偉績，紅四軍前委決定将4000套灰色軍衣的紅領章上都綴上黑邊，表示紀念。這是紅軍史上唯一的紅領章上綴有黑邊的軍裝。
美國作家史癎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寫道：“朱将軍在提到這批縫紉機時，連聲音都親切了許多。朱德将軍說：‘這批機器對我們非常的重要，因為在那之前，我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手工縫制的。可是我們現在終于有了第一批正規的紅軍軍裝，新軍裝的顔色是灰色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頂有紅星的軍帽。它沒有外國軍裝那麼漂亮，但對我們來說，卻真是其好無比了。 ’”
紅四軍幹部戰士穿上新軍裝，士氣大增，在南寨廣場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以整齊威武的軍容，接受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檢閱。毛澤東曾作演講，其中說道：“紅軍軍服領口上的兩個紅領章代表兩面紅旗。”陳毅則對軍服的顔色做了說明：“灰藍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遼闊的大地。”這也是紅軍首次在一個軍的範圍内有了統一的服裝。
30多年後，1965年 6月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看見羅瑞卿身穿新軍裝正在認真地記筆記，笑了起來，說：羅長子的新軍裝是特制的吧？羅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說：主席對我什麼都了解。毛澤東笑着說，記得1929年打下長汀，收繳了一大批灰布，紅四軍每人做了一套灰軍裝，也是像今天一樣的紅領章紅五星(帽徽)，穿起來好神氣，羅長子在龍岩聽到了，專門跑過來，要軍裝穿。賀子珍對他說，隻要有你穿得的，我打報告送你兩套。毛澤東接着說，羅長子把大号軍裝都試了試，穿不得，又要試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澤東幽默的話語引得陳毅哈哈大笑。陳毅接着說，羅長子真的試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試還嫌小了。
紅四軍換上新軍裝後不久，中央蘇區各部隊也陸續穿上了這種式樣的軍裝。 1932年以後，各地紅軍着裝的軍服基本上趨向一緻。上衣為灰色中山裝；軍帽是八角帽，帽徽為紅布五角星；軍上衣是立翻領，4個帶蓋加扣的明兜，領口上綴一副紅布領章；下衣是有插手口袋的西裝式軍褲，打綁腿。但由于受經濟條件的制約，紅軍軍服樣式雖然逐漸統一，布料、顔色還不盡相同。紅軍服裝的顔色多為灰色，但也有不同的顔色。比較典型的是紅二軍團的軍裝：紅七師為灰色軍服，紅八師為青色軍服，紅九師為藍色軍服。
1931年12月間，國民黨第26路軍在甯都起義，後改編為紅五軍團。中央軍委總經理部所屬被服廠為其趕制了一百多面旗幟和一批冬裝。這時，起義領導人到紅軍總司令部，提出了把軍裝改為列甯裝的請求。紅軍總司令部研究後，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決定紅軍軍服樣式改為套頭衫、小翻領，上面兩個小口袋，緊口袖的列甯裝，要求被服廠立即進行加工，為第二年夏季換裝積極做準備。經過艱苦的努力，在1932年春紅軍攻打漳州時，實現了全軍每人發兩套列甯裝的計劃。這是統一紅軍服裝中的一個插曲，究竟是中山裝式還是列甯裝式，還未完全統一。
紅軍八角帽的來曆
八角帽和紅五星，是紅軍的象征，也是紅軍軍裝佩飾最顯眼的部分之一。關于紅軍八角帽的由來，有多種說法，其中流傳較廣的至少有四種。
第一種說法，前面提到過，1929年3月，紅四軍打下長汀後。趕制了4000套新軍裝，軍服款式仿照蘇聯紅軍的軍裝(中山裝式，下有兩個口袋)和列甯戴過的八角帽式樣。
第二種說法，是尹德明設計的。尹德明，1909年7月7日出生于湖南茶陵縣火田鄉麻芙村，隻上過半年學，9歲起跟叔叔學裁縫。 3年後出師，憑着超群的手藝獲得“尹一剪”的名号。 1929年，尹德明跟随毛澤東上了井岡山，編入譚餘保(當時湘贛遊擊隊司令員)的遊擊隊。那時遊擊戰士們沒有統一的着裝，戴的是“老帽”(即當時的學生帽)。 1930年2月，當時的湘贛遊擊隊司令員譚餘保專門召開軍容整肅會議，主要精神就是怎樣讓隊伍成為 “正規軍”，并将制作标志性制服的任務交給了尹德明。 3天内，尹德明從工農革命軍有8個縱隊，當地有八角樓等得到啟發，很快裁出第一頂紅軍八角帽。譚餘保拿着帽子愛不釋手，連聲稱：“棒！棒！真棒！ ”兩個月後，全縣兩千多名戰士戴上八角帽。一年内，中國工農革命軍全部戴上他設計的八角帽。
第三種說法，是趙品三設計的。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在紅都瑞金成立了紅軍學校。 1932年初，劉伯承調入紅校任校長。他到任後，看到在出操或集合時，從各部隊抽調來的學員着裝五花八門，隊列很不整齊，就把學校俱樂部主任趙品三找來說：“學員的着裝太亂了，現在已經立國了，可以有條件制作統一的校服了，聽說你多才多藝，還是個能工巧匠，你就負責給設計一套校服吧！ ”
趙品三領命後，經仔細琢磨，覺得還是參照蘇聯紅軍的軍裝比較好，衣服采用套頭緊口。帽子嘛，考慮布瓊尼式的軍帽不适合我國南方氣候，其他軍帽多是白軍的，不便參照。部分學員戴的那種大八角帽帽型太大，不适合中國人的身材和臉型。他考慮來考慮去，畫了許多張草圖，覺得還是要采用八角式，以示紅軍是工農的武裝。不過将帽型大大縮小，改變成小八角，這樣看起來與中國人的身材和臉型比較般配。衣服制好後，找來學員試穿，穿後覺得緊口套頭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國南方的氣候，于是就又改成開襟敞口。最後，做了幾套讓學員穿上請劉伯承校長來審定。劉伯承看後非常滿意，立即指示就照此樣子給全校教員、學員每人做一套。紅軍學校學員的新式軍裝整齊劃一，威武雄壯，很快引起了總部首長和各部隊的注意。于是中央蘇區各部隊紛紛效法紅軍學校，穿上了同樣制式的小八角帽新式軍裝。
第四種說法，紅軍的八角帽是馮玉祥贈的。馮玉祥在1930年爆發的中原大戰中失敗下野，所部被蔣介石收編。馮玉祥被迫出國“考察”。臨行前他悄悄将自己原本打算重振旗鼓的數十萬套軍服全部捐給了紅軍。從此，紅軍有了自己的軍裝，這就是以八角帽為标志的紅軍軍服。
這麼多種說法，到底以哪個為準？可以肯定地說，八角帽列甯确實戴過。馮玉祥的國民軍也戴過，這從照片上都可以看到。因此，實事求是地講，八角帽不是紅軍首創，應該是借鑒或仿制的，也不完全是哪一個人設計的。 1929年紅四軍的八角帽和1930年尹德明的八角帽都是大八角帽，1931年趙品三的八角帽是小八角帽。
但不管怎麼說，灰色的八角帽成了紅軍的特殊标記。據說，有一次紅軍打了白軍一個埋伏。天黑了，紅軍就都散到溝裡、坡上去抓俘虜，跟敵人混在一起了。天黑，看不清人，怎麼抓俘虜呢？唯一可以識别的記号，就是敵人的軍帽和紅軍的不同：敵人的軍帽帽檐又短又硬，紅軍的八角帽帽檐長，是軟布做的，帽檐邊上還撐了一條篾片。因此，紅軍戰士碰到了人就往往攔腰二抱，摸到對方是硬布短帽檐，就把他的槍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