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2012年12月15日），火箭專家，生于浙江湖州，1936年畢業于埭溪中學，194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4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航空系。1941年赴美國留學，1943年獲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學位，後在美國布法羅寇蒂斯飛機工廠任工程師。1946年回國後，任清華大學副教授、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創校人之一。

從1957年曆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總體設計部主任、第一分院副院長。1965年任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長。1982年任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航天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90年任航空航天部高級技術顧問。長期從事火箭總體研究與設計，領導并組織了近、中程火箭的研制，成功地主持了遠程運載火箭的研制生産和全程飛行試驗。1985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是中國航空學會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宇航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理事，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2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他先後擔任中國自行研制的液體彈道式地地中近程導彈、中程導彈的副總設計師，洲際導彈和長征二号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帶領科技人員突破了一系列技術關鍵，解決了許多技術難題。特别是在洲際液體彈道地地導彈的研制試驗中，以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提出獨到的見解和解決問題的辦法，保證了中國向太平洋預定海域發射洲際導彈任務的圓滿完成。

屠守锷成為錢學森院長領導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負責導彈的結構強度和環境條件的研究。沒有資料，沒有圖紙，他和衆多專家一起，既當研究人員，又當學生，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搜集資料，摸索實踐。

1957年9月，屠守锷作為聶帥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顧問，參加了與蘇聯的談判，促成了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導彈技術的引進，而後，他便和戰友們開始了中國第一枚導彈的仿制工作。在從仿制到獨立研制的艱難曆程中，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導彈和地地導彈的過程中，他成了導彈設計研制的行家裡手。1961年，在蘇聯撤走專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馬上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長，全面主持技術工作。面對阻力，他隻平靜地說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們做不到。”

屠守锷是一個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們廣泛聽取意見，深入科研生産一線，潛心研究，制訂了“地地導彈發展規劃”即“八年四彈”規劃，還參與制訂出其技術發展方向，主持選定了中國中程、中遠程及遠程導彈等重大技術方案和技術途徑。這個規劃經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中央專委會議批準實施後，對中國導彈與火箭技術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導彈在首飛試驗中墜毀，痛苦與失望籠罩在科技人員的心頭。屠守锷臨危受命，指導設計人員，開展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兩年含辛茹苦的研究終于換來了豐碩成果：修改設計後，從1964年6月開始，這種中近程導彈連續8次飛行試驗都取得成功。比這種型号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總結、攻關的過程中，中國第一代導彈技術專家成長了起來。他們掌握了導彈研制的重要技術和基本規律，為以後各種型号導彈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礎，并直接為中國1966年10月進行的導彈、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的圓滿成功作出了貢獻。

1965年3月，由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作出一項重大決定：盡快把中國的首枚遠程導彈搞出來，并由屠守锷擔任總設計師。此番他擔任的總設計師角色，按錢學森的說法，既是技術總負責人，又是指導日常設計工作和最後拍闆的技術決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這副擔子的分量，而且留給他的時間又那麼緊：1971年試飛，1973年定型。如果能有一個正常的科研環境，憑着屠守锷的卓越學識和全體研究人員的聰明才智，按時完成任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偏偏在這時，一場浩劫席卷全國，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難。

屠守锷想方設法避開政治風暴的襲擊。面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一個接一個的批鬥會，他依然我行我素，埋頭于資料、圖紙和各種數據，座談、讨論、論證、實驗，聽取專家意見，提出新的設想。他大膽革新，勇于探索，在制導技術、推進技術、結構材料、發射試驗等方面尋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進展着。有人曾看到，某次群衆大會上，别人慷慨陳詞，屠守锷卻凝神屏氣，筆走遊龍，旁若無人地演算公式。1968年，屠總他們終于拿出了遠程導彈的初步設計方案。

這之後，研究院的派性鬥争愈演愈烈，本想遠離政治的屠守锷卻時時得到政治的“關照”，常常被無端拉上主席台，接受批鬥。周總理在得知這些情況後，開列了包括屠守锷在内的一批重要專家的名單，并指示：要在政治上保護這批搞國防科研的專家，必要時可以用武力保護。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的屠守锷幸免于難，但他主持制訂的設計方案卻遭到非議。屠守锷堅持原則，據理力争，終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實施。

随着方案的确定，發動機、箱體、地面設備等的研制工作全面鋪開。那段時間，規章制度被說成是修正主義的“管、卡、壓”受到批判，許多情況下都是憑良心辦事。為了保證型号質量的可靠，在為期100天的總裝測試中，年過半百的屠守锷始終堅持在一線，一刻也沒離開過。當屠守锷認為導彈可以出廠運往發射場試飛時，卻産生了不同意見。

問題很快提交到周總理那裡。總理聽完介紹，問：“屠總，你認為這枚導彈可以發射嗎？”屠守锷毫不遲疑地回答：“該做的工作我們都做了，它的性能狀态是良好的。我們認為，這枚作為首發試驗的導彈，應該得到最好的考驗，以便通過飛行試驗，進一步檢驗我們的方案，從中找出不足。”

關鍵時刻，又是周總理支持了屠守锷。7月，導彈被運往發射場。為了掌握情況，總理要求每天向他彙報一次導彈的狀況。9月8日，屠守锷專程回京，向總理作彙報。那天中午，總理特地備了幾樣菜，與屠總等共進午餐。總理的關懷，給了屠守锷無窮的力量和信心。兩天之後，大西北的發射場傳出喜訊：中國自行研制的首枚遠程導彈飛行試驗獲得基本成功！

1980年5月9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國本土向太平洋南緯7度零分、東經171度33分為中心、半徑70海裡圓形海域範圍内的公海上，進行發射運載火箭試驗。全世界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國。

屠守锷一生中經曆過許多次發射試驗，但沒有哪一次像這次這樣舉世矚目。這是一次遲到的試驗。遠程導彈要投入使用，必須經過全程飛行的考驗，然而由于種種政治風波的幹擾，這次試驗被擱置了整整9年才得以進行。這又是一次特殊的試驗，經曆十年浩劫的中國剛剛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如果試驗成功，無疑會為這個春天錦上添花。作為這枚導彈總設計師的屠守锷，雖然并不為局外人所知，自己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研究院院長張鐮斧——一個在上甘嶺戰役中立過赫赫戰功的英雄團長一起，率領試驗隊進入了依然寒氣逼人的茫茫戈壁。戈壁灘的天氣就像小孩子的臉，說變就變，剛剛還是陽光明媚，轉眼就可能飛沙走石。屠守锷身穿工作服，在火箭測試陣地與發射陣地之間穿梭往來，鼻孔、耳朵、衣服裡常常灌滿了沙土。他常常一幹就是20多個小時，困了在木闆床上打個盹，又奔赴現場。

要确保發射成功，遠程導彈身上數以十萬計的零部件，必須全部處于良好的工作狀态。在那複雜如人體毛細血管的線路管道上，哪怕有一個接觸點有毛病，都可能造成發射失敗。盡管有嚴格的崗位責任制，盡管發射隊員個個都是精兵強将，但在屠守锷帶着大家所進行的幾十次眼看手摸、儀器測試中，還是查出了幾根多餘的銅絲。多懸呀！屠守锷肩上的擔子實在太重了。短短幾個月，他渾圓的臉瘦了一圈，烏黑的頭發也白了幾許。

導彈在發射塔上矗立起來了。在簽字發射之前，屠守锷整整兩天兩夜沒有合眼。仰望數十米高的塔身，他想上去作最後的檢查。張鐮斧院長考慮到屠守锷的身體，要搶着上塔，但屠守锷說什麼也不幹。年過花甲的屠守锷不顧連日勞累，一鼓作氣，爬上了發射架。

當導彈伴着驚天動地的巨響，穿過雲端，越過赤道，準确命中萬裡之外的目标，發射獲得圓滿成功時，就出現了本文開始那動人的一幕……

主要影響

獲得榮譽

1958年起，屠守锷先後擔任中國近程、中程導彈的副總設計師，遠程導彈和長征二号運載火箭的總設計師，主持解決了若幹重要型号特别是遠程運載火箭、長征二号運載火箭和長征二号捆綁式運載火箭中一系列關鍵技術問題，并參與了中國火箭技術發展重大戰略問題的決策，從技術上主持制定了中國運載工具的研究發展規劃，為中國航天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随着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他的名字才漸漸為人所知。人們開始從各種榮譽冊上發現他的名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獲得者，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求是”科技獎獲得者，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貢獻餘熱

退居二線後，屠守锷先後擔任了航天工業總公司和航天科技、科工兩大集團公司的高級技術顧問，工作依然很多，日程依然排得很滿。這位從少年時代起便矢志報國的科學家，已近90歲的高齡，依然為航天科技事業奉獻着自己的餘熱。雖遠離了科研生産第一線，但每一次火箭發射、導彈試驗，都牽動着他的心，作為一代共和國神劍的鑄造者，他的心永遠留在了火箭發射場，他的名字也與他的神劍一起，永遠刻在了共和國的航天史冊上。

轶事典故

平凡生活

翻看榮譽冊，讓人看到的是屠守锷非凡的一面；而隻有那些和屠守锷接觸比較多的人，才能了解他普通的平凡的一面。在航天機關大院，人們經常能看到一個戴着眼鏡，身材不高、身體稍胖的老人，在老伴的陪伴下，緩慢地散步。他永遠身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裝，腳踩一雙黑色布鞋，神态永遠那麼平和、悠閑，從外表判斷，你永遠不可能想到他會是一位功勳卓着的火箭總師，一位聲名顯赫的科學家。

除了散步，屠守锷還有三大愛好：打太極拳、聽古典音樂、讀書。屠守锷是一個有鮮明個性的人，他從來不愛抛頭露面，更不願接受記者的采訪。這固然是因為他的謙遜，但也與他的性格有關。屠守锷是一個喜歡靜的人，因此他的一切，包括愛好，無不是在靜谧的氛圍中進行。少年時的屠守锷便不喜歡競争激烈的體育運動，而愛上了“以靜禦動，雖動猶靜”的太極拳。

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為了克服營養不良對身體造成的影響，他堅持每天打一套拳，并一直堅持到晚年。讀書是他的另一大愛好。他讀書的範圍很廣，除了專業書外，文史哲都有涉獵。他也看小說，魏巍的《地球的紅飄帶》曾在他的案頭放了很久，讀了好幾遍。讀書對他來說，是娛樂，是休息，是對自己知識結構的補充，也是開闊思路的手段。沒事的時候，他也喜歡聽聽古典音樂，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等音樂家的作品，使他進入了一個音樂的世界，忘記了長時間伏案工作後的勞累。

屠守锷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年輕時，曾将教老母認字當作一項任務來完成。雖說比教大學生難多了，但在他的堅持不懈下，母親終于“掃盲”，從目不識丁，到可以看信、讀小人書。他平時工作忙，對家和孩子照顧得較少，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氣短”，當孩子們與老伴發生矛盾時，他總是無原則地站在孩子們一邊，以至于幾個孩子都認為爸爸親切，媽媽嚴厲。屠守锷也并非不苟言笑之人，在試驗隊的時候，沒事兒時他也和試驗隊員們開開玩笑。在同事們的眼裡，屠守锷是一個平易近人的、沒有一點架子的、可敬可親的老總。

重要的日子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迎來了自己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作為中國第一枚遠程導彈的總設計師，他在“可以發射”的鑒定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簽字的時候，他看上去非常平靜，就像是任何一次普普通通的簽名一樣。

然而，當導彈準确命中萬裡之外目标的消息傳來，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卻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動，雙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繼而又孩子般地笑了！這一哭一笑，是20多年刻苦鑽研、艱辛奮鬥、忍辱負重後，各種情感凝聚在一起後的宣洩和釋放，是多年執着追求得到報償後的大喜悅，是少年夢想得以實現後的大歡樂。隻有對屠守锷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體味蘊藏在這一哭一笑之中的深刻情感……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個并不富裕的小職員家庭。

雖說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親還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鄉上了小學，後來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學和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就讀。曾在上海親曆的慘絕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調。

抱着航空救國的決心，屠守锷發奮讀書。1936年，屠守锷考取清華大學機械系。清華設立航空系後，他毫不猶豫地轉到了航空系。1940年，屠守锷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次年又以優異成績取得公費留美資格，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

屠守锷無暇欣賞美麗的異國風情，全神貫注于自己的學業。兩年後，他取得了科學碩士學位。随後，他應聘成為布法羅寇蒂斯飛機制造廠的一名工程師，負責飛機強度分析。

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是簡陋的，但這并未影響屠守锷的工作熱情，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寶貴的實踐機會。要想造出中國自己的飛機，光有理論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實際的經驗，而從事這份工作，正是自己長本事的良機。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觸到的技術。

患難中的祖國和親人時時牽扯着屠守锷這位海外遊子的心。1945年，抗戰勝利了，曆經浩劫的祖國百廢待興。屠守锷歸心似箭。他辭去了工作，從東部的布法羅橫穿北美大陸，曆時40餘天，到達西海岸的舊金山。沒有客輪，他便搭乘開往青島的運兵船，回到了祖國。

然而，國民黨政府根本無意興辦民族航空工業，失望至極的屠守锷隻好把希望寄托在培養下一代航空人才上。他在西南聯大開設了航空專業課程。1947年，屠守锷到清華大學航空系任教，開始與進步人士接觸。就在這個時候，他了解了中國共産黨和共産主義思想，親身的經曆和眼前的現實使他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産黨，才能領導中國走向光明；隻有在共産黨的領導下，自己的強國夢才能實現。1948年末，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此後，無論是在清華航空系任教，還是在北京航空學院任副教務長、系主任和院長助理，他都對共和國的航空事業傾注了極大熱情。1957年2月，正當壯年的屠守锷應聶榮臻元帥之邀，跨進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