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簡介
産生背景
蘇俄在十月革命以後，首先實施的是“戰時共産主義政策”，但在1921年則轉變為以糧食稅取代餘糧收集制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這一轉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直接原因，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俄國建立了第一個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但是國内仍然存在各種尖銳的矛盾。為了渡過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從1918年春天直至1920年底，帝國主義對其進行武裝幹涉，同時國内也爆發了革命戰争，蘇維埃政權面臨着被颠覆的危險，蘇俄面對内憂外患，實行了以餘糧收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财力擊敗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赢得了國内戰争的勝利。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在特殊的時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戰争使國民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加之1920年爆發的自然災害，使得蘇俄的農業發展遭受了重大損失，經濟的凋敝使得廣大群衆的生活十分艱難，人們不滿的情緒日益滋長，工農聯盟也面臨着破裂的危險，針對當時的緊急情況，以列甯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斷的措施，轉變了發展戰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決定了由以餘糧收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向以糧食稅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轉變。
推動列甯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根本原因則是在于俄國的落後。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俄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一統世界的局面被打破，如列甯所言，俄國打開了資本主義的第一個缺口。但是，就俄國具體國情而言，則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基礎方面都欠發達，如何在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以列甯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面對的一個艱難課題。列甯在1918年指出：“按國家政治制度以及按工人的政權力量說來，我們俄國無産階級比任何英國和任何德國的還要先進，而同時按相當完善的國家資本主義組織，按文化水準，按施行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産準備程度說來，我們俄國無産階級比西歐最落後的國家都還要落後。正因為這種特殊情形，遂使現時工人們應當向那些決心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相當認真幫助組織大規模國家生産之最有文化、最有天才和最有組織能力的資本家提出必要的特殊的“贖買”，這難道不明顯嗎？”列甯深刻的認識到在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生産力十分落後，文化程度低，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這些均比西歐最落後的國家還要落後的國家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事情。
正是俄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采取遷回的方式。通過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實踐，列甯和俄共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正是基于對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對蘇俄國情的正确把握，列甯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新經濟政策。
政策内容
1、新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農民按國家規定交納一定的糧食稅，超過稅額的餘糧歸個人所有，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雇傭工人。
2、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蘇維埃政權通過關于交換的法令，宣布實行産品交換。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餘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範圍内進行商業往來。後因國家沒有足夠的工業品可資交換，遂放棄産品交換的做法，并取消商業的地區範圍限制，允許私人自由貿易。為了促進市場貿易，1921年10月，政府重建國家銀行，統一管理貨币流通事務。1922～1924年，實行貨币和财政改革，穩定盧布價值，規定工商業稅額。
3、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年11月，人民委員會發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1921年5月17日，國家把一部分小企業發還原主經營。7月又決定把一批中小工廠和商店租賃給本國的合作社或個人。這些租讓和租賃企業由私人經營，所有權屬于國家。
4、由于商品貨币關系的恢複，國家企業和合作社的管理制度也作了改變。國家企新界附近的村落業按部門組成托拉斯，受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下屬中央工業處管理領導。托拉斯的财産屬于國家，但國家非經合同協議無權動用托拉斯的财産和産品。托拉斯的财務和商業活動獨立。職工由各企業自行招用，不再由國家統一調配。廢止勞動義務制。1921年9月，人民委員會發布關于工資級别問題的規定，改變過去的平均主義作法，實行按生産率高低确定工資級别的制度。1921年10月，政府發布法令給予合作社以完全獨立經營的權利。
政策意義
新經濟政策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的一種大膽的突破，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影響較為深遠的經濟改革政策。它所反映的是生産關系必須适應生産力發展的這一社會發展規律。新經濟政策着力于發展商品生産和多種形式的經營，活躍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使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向一定限度内的對外開放、對内搞活過渡，促進了生産力發展，鞏固了工農聯盟。這一政策的成功，是立足于多種經濟成分──如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其他非社會主義的和非資本主義的合作與共存。它反映了無産階級在掌握政權後應大力發展社會生産這一基本規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大大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國民經濟的恢複取得顯著成績的情況下，為了消滅資本主義成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1927年後，蘇聯改變了這一政策。新經濟政策探索了在小農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經驗和教訓。
廢止原因
1924年列甯死後，布哈林成為了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但1928年該政策被斯大林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斯大林想要迅速地積累資本進行國家工業化并達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他全面引進了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以農村集體化全面代替了新經濟政策。
一、列甯新經濟政策制定出台時間過短、思想的不成熟，是這一政策很快被廢止的間接原因
新經濟政策是列甯在1921年春提出來的，到1923年時，新經濟政策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于是，列甯将新經濟政策加以總結，對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形成了與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構想。
新經濟政策的“新”主要體現在：第一，在農業政策上實行糧食稅，允許農民在交納規定數量的實物稅後，自己處置自己手中的餘糧，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自由貿易；第二，實行租讓制，搞對外開放。把一部分國營的工礦企業、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資源出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和開發，搞合資企業，引進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第三，大力發展商品生産，擴大地方流轉，把發展商業視為搞活經濟的中心環節；第四，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形式，包括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租讓經濟、租賃經濟、合資經濟、合作社經濟、國營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
列甯新經濟政策的有關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上的嶄新内容。這一政策的提出表明，列甯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果斷地實行了從書本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到從實際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的方法論的轉變。它表明，在俄國這樣一個小農占優勢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照搬馬恩“直接過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須采取“間接的”、“迂回的”辦法。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向全黨昭示出一個真理，即從書本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那種把列甯的新經濟政策說成是最完整、系統、成熟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觀點，是頗為牽強的。因為從時間上看，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迫于當時蘇維埃俄國國内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的嚴重形勢做出的，是不得已的。做出這個抉擇雖然是果斷的、勇敢的，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新經濟政策并不是十全十美、無懈可擊的。例如對過渡時期的估計仍然偏短，對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的理解仍然偏于簡單；在解決市場同國家關系問題的原則方面，在國家對經濟生活實行監督的原則方面，都沒有超越已有的思想。此外，列甯總是把商品、貨币、市場同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等等。
對新經濟政策思想的曆史局限性，我們應該堅持正确的态度。列甯和曆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這絲毫無損于列甯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光輝形象，無損于新經濟政策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與此相反，應以列甯開創的從實際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的原則，完善新經濟政策。然而，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繼任者，沒有深刻理解新經濟政策的方法論意義，最終導緻了不是完善發展新經濟政策而是最終否定這一政策局面的發生。
二、20年代中後期蘇聯國際環境的驟然緊張，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廢止的直接原因
新經濟政策是一個在實行過程中還需要不斷調整和完善的政策，它的系統化和成熟還需要時間。然而，20年代中後期蘇聯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戰争逼近，這是導緻新經濟政策很快被中止的直接原因。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甯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積爆發，由此使社會主義在一國先勝爾後引起多國革命勝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時期内完成。十月革命勝利後，革命風暴也确實席卷了歐洲一些國家。然而，歐洲革命很快便被資産階級鎮壓下去。到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被鎮壓下去時，形勢已十分明朗了，蘇聯已經處于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社會主義的俄國已成為孤島。在此情況下，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是随時準備應付外來侵略，鞏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對國際形勢作了比較準确的估計，指出：“國際形勢已經開始起根本的變化”、“戰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戰争的爆發不可避免”。為此，“必須準備應付一切”。1927年英蘇斷交和蘇聯駐波蘭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引起了局部戰争的爆發，更使聯共（布）認識到“新的帝國主義戰争日益逼近了”，“我們應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們的國家以防止突然的事變”。戰争危險的日益迫切，使蘇維埃國家又一次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要求蘇聯放棄常規的經濟發展戰略，而采用一種超常規的、在短時期見效快的、重速度的備戰方針。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理論或政策便失去存在的外部條件。因此，列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中止的直接原因是國際環境的重大改變。
三、聯共（布）全黨特别是斯大林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甯主義，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廢止的決定性原因
上面分析說明，新經濟政策被中止是因為存在着間接和直接原因，但這些原因僅意味着新經濟政策具有被中止的可能性。而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必然要有一個決定性因素起作用。而聯共（布）全黨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沒有跟上列甯的腳步完成這一重大轉變，仍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甯主義，則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中止的決定性原因。
一些工農基本群衆不很理解新經濟政策，擔心這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有許多布爾什維克黨員也想不通，認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是放棄革命原則，搞資本主義。在共産國際中也有些革命家對此産生疑慮，對“租讓制”想不通，甚至為此在國際會議上嚎啕大哭。在聯共（布）中央核心領導層中，除了布哈林之外，所有人的認識都沒有達到列甯的高度。先是托洛茨基，後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對新經濟政策予以指責。他們盡管用詞不同，但共同點是認為新經濟政策同社會主義根本對立，認為新經濟政策将導緻資本主義傾向和富農傾向。而作為黨内多數派關鍵人物的斯大林，在1928年以前基本上是堅定的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但斯大林對這一政策的理解也隻是停留在“退卻”的層面上，因此他與黨内多數派一起，支持布哈林與托、季進行論戰。但是，由于他對新經濟政策認識的局限，當1927年國内發生糧食收購危機、國際環境開始緊張以後，斯大林便認為“停止退卻”、開始“進攻”的時機到了。他認為新成長起來的“富農”是“新生的資産階級”，認為“富農”是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政權的威脅，應該進一步強化階級鬥争觀念，強化專政中暴力鎮壓的部分。因此，斯大林斷然否定了布哈林的意見，而采取“近似于餘糧收集制”的非常措施。1929年，聯共（布）将布哈林定為右傾投降主義并對之進行了鬥争。同年11月，布哈林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929年的這場鬥争在蘇聯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具有轉折意義，它結束了新經濟政策階段，扭轉了作為建設路線的新經濟政策方向，從此，蘇聯社會主義進入了斯大林體制的軌道。
斯大林應對中止新經濟政策負重要責任。特别是整個中止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夾雜着他确立個人最高權威、翦除異己的私心，更使得人們對斯大林的指責批評與日俱增。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假如沒有當時蘇聯複雜的國際國内環境，沒有聯共（布）黨内以及社會上幼稚膚淺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時間又如此之短，僅憑斯大林個人的力量是難以扭轉乾坤的。
鄧小平評價
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時，對列甯的新經濟政策曾有過一次評價。他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甯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這段話的核心意思很明确，就是肯定列甯在蘇俄初期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路即新經濟政策的思路“比較好”。那麼，怎樣理解鄧小平的這個評價？是不是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認識。
1、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面對國外武裝幹涉和國内反革命叛亂的雙重威脅，蘇維埃政府實施了以所有企業收歸國有、餘糧收集制、普遍義務勞動制為主要内容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為粉碎外來幹涉、平息國内叛亂、鞏固蘇維埃政權提供了重要保證。但随着外來幹涉被粉碎，國内局勢趨于穩定，“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弊端也開始顯露出來，引發了部分農民和工人的不滿和騷亂，以至于發生了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暴動。面對嚴峻的形勢，以列甯為首的俄共（布）中央開始反思“戰時共産主義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過了推行新經濟政策的決定。新政策規定：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允許商品經濟和一定範圍的私人貿易；允許私人開設小型工業企業和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推行後，很快取得良好的效果：人民生産積極性提高，社會經濟逐步恢複，工農聯盟得到鞏固，社會形勢趨向穩定。這種實踐的效果說明，新經濟政策适合于蘇俄當時的實際情況。這是鄧小平評價新經濟政策“比較好”的第一層意思。
2、再說第二層意思。新經濟政策的提出，說明列甯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勇于和善于根據已經發生變化的俄國實際，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提出了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思路。然而，列甯逝世後，新經濟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和堅持，很快被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體制和政策取代。這種體制和政策後來逐步發展成為“蘇聯模式”，并被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建設的惟一模式固定下來，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蘇聯開創的計劃經濟模式，為集中各方面資源、迅速地強國強兵，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普遍蕭條之時，蘇聯卻欣欣向榮，更顯露出這一模式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優越性。但是任何模式一旦僵化并走向極端，其弊端也就越來越顯露出來，進而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活力。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新的實際，對建設思路作出适時調整以至改變就十分必要而迫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相當一段時期内也受到了蘇聯模式的影響。當年，列甯根據形勢的變化，适時地改變“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大膽地采取新經濟政策，應該說是順應時勢、切合實際的明智之舉。列甯的這種科學的創新精神正是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所需要的。鄧小平評論新經濟政策“比較好”，實際上是立足于中國當時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的實踐需要。
3、接着說第三層意思。由于列甯逝世，新經濟政策沒有實行多久就被廢止了，因此，它還缺乏實踐的充分檢驗；除了新經濟政策之外，是否還有更好的發展思路呢？也不能把它說死了、說絕對了。鄧小平說“可能列甯的思路比較好”，其中就包含着可以借鑒列甯新經濟政策這種思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去進一步探索這樣的精神在内。
4、最後還有一層意思。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思路可以靈活，具體運行模式會因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可以多樣，但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必須要堅持的。鄧小平評價新經濟政策“思路比較好”，隻是從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個根本意義上來說的。就是說，不管采用什麼具體思路、什麼具體運行模式，有一點不能變，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必須有利于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說的，“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産力”，“在改革中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是這個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