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儒学的影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的重礼义，仁政爱民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山东民间方言的魅力
语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许多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民俗故事的流传是与语言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到了胶东，宴席一般要备“吉祥菜”——鱼和炖豆腐。宴席到了最后，如果端上一盘整条的鱼，便表示酒宴结束，即使再贪杯的客人也应该知趣地干完杯中酒准备吃饭。以“鱼”谐“余”，表达幸福欢快的生活没有完结，余福长久。长岛等地过年少不了“炖豆腐”，也是取其谐音：“炖”音近粮囤的“囤”，“豆腐”谐音“都富”，还有“幸福”的寓指，可见，这道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它自身作为菜肴的价值，已经成为渔民心中美好祝愿的载体。
不仅如此，在山东方言中，人们有时会觉得某种说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讨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说法来替代。比如，烟台、威海等地过年蒸饽饽时，经常会由于火猛而致饽饽裂开口子，当地人叫“饽饽笑了”，不说“饽饽裂口子了”。笑是人的动作，赋予物体，将其拟人化，饱含了人民群众烘托祥和气氛的感情色彩。
胶东地区称水饺为“姑扎”，水饺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挣了”。其实，饺子“破了、碎了、挣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愿的事实，但一句“姑扎挣了”则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在当地人看来，饺子“挣”得多就是预兆将来能挣好多钱。由这一方言民俗还演绎出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挣与赔》：有个做生意的，家里雇了个上锅的（方言词，厨师），姓裴。商人有个讨口彩的脾气，凡事儿都想讨个吉利，逢年过节就更不例外了。这年腊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气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锅的伙计就在地上煮饺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商人又上来了讨口彩的毛病，他高声问上锅的：“伙计，姑扎怎么样了？挣了多少？”商人问这话的目的是希望上锅的回答挣得很多很多，哪怕一个没挣也要这样说。在商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迷信，说饺子挣得多就预示着主人来年会挣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可是这位耿直但有点不开窍的上锅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这层意思，况且他煮的饺子确实一个也没有破碎的，于是他高兴而且坚定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挣！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赔）在，一个儿也挣不了。
齐鲁庭院经济及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
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祭孔大典与复兴传统文化
孔子故里曲阜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曲阜市市长江成在大典上宣读了祭文，300多名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按照古礼祭拜孔子。之后，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班率孔氏后裔在大成殿前举行了家祭，海内外孟子、颜子、曾子后裔，来自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祭孔参礼团以及曲阜市民等近万人，先后在大成殿前祭拜孔子，盛况空前。尽管整个仪式的组织尚有待改进之处，但是通过仪式本身传递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却发人深思。
祭孔作为一种崇敬思想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仪式，在古代被称做“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帝王规格。至清代，祭孔更至巅峰。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礼便随之终止。发展至“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不仅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籍，更对当代的文化生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恶果开始显现：如今的年轻学子大多可以历数出各国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妆品名，甚至早餐食谱，惟独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古籍、精深的思想遗产了无兴趣；就连号称国之瑰宝的唐诗宋词，现在被国人传诵的，也多半只剩下收录到中学课本里有限的几首；至于汉语表达和汉语写作的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了……
一个有着自己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会出现今天这种自身文化贫瘠的局面，个中原因自然是出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尊奉。
历史的遗祸，当由今人理性面对历史的方式来清理和纠正；文明的中兴，则该以尊重传统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在中国，尊重传统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因此，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分感情和热望。
中国以尊奉外来思想为时髦，已达一个多世纪，这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日益使中国失去思想个性和精神创造力。如果连一些新生国家都不忘在自己的教育课程中宣扬本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就不能在自己的大学、中学课堂开设一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基础课程，以尽早培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
曲阜先行一步，以祭孔表达炎黄子孙接续传统的心声，殊为可贵。但祭孔只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更多的作为，尚需中央政府倡导，全体国民响应，方能取得明显的实绩。尽管尊孔并非为了复古，重传统也不能成为拒绝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理由，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任何民族要想实现新的辉煌，总要从正视自身历史、感念自身文明开始。
齐鲁文化与诚信传统
一、正统的山东人
山东人是一群很招人喜爱的国民，到过山东的，与山东人打过交道的，无不啧啧称赞。
山东人何以如此招人喜爱？
是山东大汉那伟岸的体貌？
不错，这确曾引起国人的青睐。
小说家写山东人，总免不了要描绘山东大汉的阳刚之美，他们笔下的秦琼、程咬金、武松……，个个虎背熊腰，端的一副豪迈神威。考古学家也曾对山东人的体质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吴金鼎，一位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龙山文化第一遗址就是他在章丘城子崖发现的。他还曾花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山东人的体质，写出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山东人也博得了外国人的极大兴趣。有名坂元宇一郎者，乃日本著名的“面相学”大家，他对中国人的面相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指出，最标准的中国人的相貌就是山东人那种类型。
近年有两本关于河南人的书，一本是张向持的《解读中原》，一本是马说的《河南人惹谁了》。这两本书都围绕一个现象：河南人被视为骗子，在民间故事、小说、网络上广为传播。他们认为河南人被丑化了，他们为之愤怒。他们又发现，人们在贬低河南人的同时，常常赞誉山东人。《河南人惹谁了》很不服气地说：“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东人招人喜爱？《河南人惹谁了》说原因就在山东快书：
有一段山东快书，名曰"武松打虎"，开门见山头一句就是“铛力咯铛铛力咯铛，说一说山东好汉武二郎”。又有一则评书《秦琼卖马》，开篇第一句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定卖马的故事。诸位记住了，不论卖马还是打虎，不论武松还是秦琼，惊堂木一拍铜铁板一打都咚咚咚铛铛铛的立地有声，山东！山东！”这定位绝对明确。久而久之传来传去，立马给人一种感觉，天下好汉尽出山东。通过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推销地域的特色及优势，山东人确实是一大发明。
这种观点也只能是《河南人惹谁了》的“一大发明”而已。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山东人招人喜爱的地方不在他们的外表——至少主要不是，更非山东快书的脍炙人口所为，而在于他们的品德、性格。
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如是说决无夸张。中国号为“礼义之邦”——当然，也有个别人不承认这个称号，日本人福泽谕吉就说这是中国人的“自夸”，他说：“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这位日本启蒙思想家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而礼义之邦这顶桂冠又堂而皇之地落在了山东人的头上。至少从元代于钦的《齐乘》起，“齐鲁礼义之邦”的名号就叫响了。山东若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山东人若非最正统的中国人，岂能膺此称号！
张天麟，一位荣获德国土平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教育学家，说山东人乃中华民族的“长子”：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数聪明。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俭朴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以及如果没有他底卓识远见（往往弟子们看他的卓识远见是迂腐）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
于钦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张天麟乃济南人。如果说这两位山东人的话有自夸之嫌，那么江苏无锡人钱穆，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以擅长考据而著称。他的高足美国著名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说，钱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着眼于山东：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齐鲁文化，造就了正统的山东人。齐鲁文化的精华之一，山东人的优秀品德之一，是诚信。
二、以诚信为本的齐鲁文化
鲁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他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周公的儿子伯禽，秉承父训，在鲁国全力推行周礼。嗣后各位君主，也不遗余力。于是，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成为礼治的样板。外地人到了鲁国，不去观看鲁国的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鲁国地处内陆，土地比较肥沃，洙、泗等河流又足资灌溉。另一方面，农耕与礼治是相适应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往来，联结人际关系的，就只有伦理这一条纽带了。
礼治与农耕，造就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鲁国文化。而诚信是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这在《论语》中有充足的反映。《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论语》对中华民族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人将其比作基督教的《圣经》。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与弟子屡屡谈及诚信问题。如：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在孔子看来，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文献典籍，“行”制社会生活实践，“忠”即忠诚，“信”即诚信。在孔子教育学生的四项内容中，诚信占了两项。
孔子思想是鲁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继扬了传统。
不独孔子，鲁国其他人也以诚信为本。《庄子•盗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叫尾生的人，一日与某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大雨瓢泼，桥下涨水，却不见那女子来。尾生坚守信约，在桥下苦等。水越来越大了，他抱着桥桩，不忍离去，直至淹死。
这个尾生，据考证是鲁地人。
古人把尾生誉为诚信的楷模。
与鲁国隔泰山相望的齐国，实行了一条与鲁国不同的建国方针。
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鱼、贝繁多。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齐国开国之君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此外，种桑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齐国的经济方针，是以工商立国。在政治上，则是尊贤上功。尊贤，就是唯才是举；上功，就是崇尚功业。鲁国搞的是礼治，讲伦理，重尊卑；齐国不讲这一套，唯才是举，崇尚功业，以此来激励民人奋力进取，博得功名富贵。齐国的建国方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齐国的经济、政治方针造就了独特的齐文化。《汉书•地理志》记述齐地民俗云：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从“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来看，齐人不讲诚信。实际不然。秦汉时民谚云：“齐楚多辩智。”中国人向来推崇讷言力行，看不起“嘴上功夫”。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齐人能言善辩，给人以华而不实之感。实际上，齐人也特别讲诚信。
兹举一例，以为谈资。
齐国人鲍叔牙有个朋友叫管仲，是颍上（今属安徽）人。两人一块儿做些小本生意，管仲出力不多，分钱的时候却常常多要多占，鲍叔牙也不和他计较，还向人解释说，管仲不是贪财，因他家中有老母，需要赡养。管仲给鲍叔牙出生意，鲍叔牙照着去干，都失败了，他也不认为是管仲的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到……
鲍叔牙待管仲，一片真诚。管仲后来成为齐国名臣，鲍叔牙的信任、推荐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管鲍之交”被誉为交友的楷模。而确立“管鲍之交”的，是齐人鲍叔牙。
齐人的诚信与鲁人不完全相同。鲁国以礼治国，其诚信是建立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齐以工商立国，其诚信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其诚信具有契约性。
三、传承不衰的诚信传统
人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齐鲁文化塑造了山东人鲜明的传统性格。笔者在《山东人》那本小册子中曾总结说：“粗犷、豪放、刚烈，节俭、好客、勤劳，坦直、忠信、孝义，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其中，“坦直、忠信、孝义”，实质上就是诚信。
春季里刮春风，黑了天就点上灯，生来的老鼠会打洞，麦子能推面，芝麻能打油，脖子上面长了个头，沙锅打了一定漏。
夏季里天气长，人怕痨病地怕荒，秋后的兔子怕鸟枪，开河就流水，盖屋就垒墙，关帝庙里有周仓，胡子长在嘴巴上。
秋季里开菊花，进了门就来到了家，老鼠见猫心害怕，娶了是个媳妇，不娶是个闺女，姑表两姨是个亲戚。
冬季里下大雪，一个人穿着两只靴，四十五天个半月，人要娶妻，女人要出嫁，苦瓜熟了是甜瓜，句句都是大实话。
山东人就像他们吟唱的这首《大实话》一样质直诚实。他们胸怀坦荡，感情直露，天晴天阴，全挂在脸上。“有事你就快说吧！”他们会把你的委婉视为“絮叨”而不耐烦。他们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50多年前，吴金鼎先生就对山东人的“直”予以高度的颂扬：
山东人的直，是及纯正而不含任性、蛮横或粗野的味道。其直是发源于良心深处，公正庄严的动机。所以，这样的直是一种美德。
时至今日，山东人仍然在传承着诚信的美德。对此，外地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如辛向阳先生主编的《“说道”山东人》说：
忠诚的信念厚厚地渗透沉淀在山东人心田的原野上，随处都开着忠诚的花朵，结出累累果实。忠诚构成了山东人生生不息的本质。他们举手投足间都带有忠诚的踪影。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山东人的诚信传统将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芒，照亮“诚信山东”。
齐鲁秘籍珍宝南迁纪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华大地上被战火摧毁的文化珍宝不计其数。几乎在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的同时，齐鲁大地上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籍珍宝南迁的往事。
“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1937年秋，平津失守，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复榘不战而退。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认为：“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并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于是选取馆藏文物图籍精品，与典藏部主任屈万里及李义贵一起决意护送这批文献南迁。当时，先是将总共29箱文物分两次运往曲阜，不久由于战事紧迫，又从曲阜南下。限于运输条件，他们仅从转运到曲阜的29箱珍藏中筛拣了5箱，由兖州搭乘省立医院的随军车辆，开始了漫长的艰辛历程。这一天是1937年12月27日，也正是济南陷落的那一天。
由曲阜出发，他们途经兖州、开封、郑州，抵汉口，然后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乐山，行程达3500余公里，终于在1938年11月24日到达四川乐山。这次载书远播对于齐鲁之邦图书文物界具有重要意义。在运往四川的图书文物中，共有三大类。第一类为古籍珍善本，共有438种2659册，珍稀如宋赣州州学刊本《文选》、宋宝佑赵节斋刊本《通鉴纪事本末》等；第二类为书画类，共有143种182件，珍贵如王渔洋行书诗笺、刘石庵小楷五福颂、郑板桥行书堂幅、高南阜书画屏、石涛山水堂幅、恽南田山水画等；第三类为金石器物，包括陶瓷、玉器、铜器、砖瓦、甲骨等共734件，珍奇如商父乙鼎、商五戈足形鼎、商甲骨、周明我鼎、周五敦、秦二世元年诏版等。多属稀世文物图籍，是山东省图书馆数代人几十年的珍藏，也是齐鲁文化的瑰宝精华所在。
惊险历程恍如隔世
在这次载书播迁的途中，曾经遭受敌机轰炸、敌人追击、土匪抢掠、险滩恶阻，颠沛流离间历尽了千辛万苦。
屈万里在后来回忆时描述了他在滋阳遇险的经历：“旋闻轧轧机声，自南而至，视之凡四架，予乃避入丛林，则见冢上洞孔密布，盖敌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机枪射击所致也。因复趋出，偃卧道侧，以察其肆虐之状。是时我高射炮齐发，烟花缀空，如白云朵朵。机枪则密如连珠，时杂以轰炸声，俨置身战阵间也。”
而在这以后的旅途中，武胜关八日之内三次被炸，三峡险滩险些触礁，“惊险历程恍如隔世”，其他如土豪兵痞的觊觎侵吞等，更是不胜枚数。
洞穴藏宝困苦自守
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战乱给这里的港运带来沉重的负担。中转川黔的物资堆积如山，这批不为人知的齐鲁瑰宝，并无任何优先位置，只能由李义贵须臾不离地守护着。在经费拮据，筹运无策的窘况下，适逢山东大学撤往四川万县。王献唐先生竟以应聘任教的方便条件，取得校方同意，将这批箱件随同大学的书物一起载往万县。在万县停储近10个月，复去重庆，溯江直上，经泸州、过宜宾、入岷江，终达乐山。此后，他们将所带图书文物悄然密藏于临近乐山大佛的崖洞里，封好洞口，择地而居，日日守卫着这批珍宝。
到了四川以后，起初，他们还能定期收到汇寄的津贴，随着战乱的加剧，这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迫于生计，王、屈二先生代人授课，李义贵只好给人帮工，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沙扛石，以至于摆地摊，卖香烟，售水果，朝出暮归不离职守，以微薄收入藉以糊口。然而，在这人口稠密，地僻偏远的山区，能够捧起饭碗，绝非易事。江岸上的行会、街市里的把头、游闲无赖，从不放过对异乡人的“光顾”。轻则明敲诈取，重则课以索罚，甚至拳脚相加。用李义贵的话说：“弄不好，就可能被撞入江底，给一个身首不见。”处于这种险恶环境中，忍气吞声自不待说，他竟以特有的机警谨慎和惊人的耐力，年复一年地熬过了13个冬秋。当他护送这批文化遗产绕道北京返达济南时，已经是1950年的12月份了。
流离漂泊亦不废学
即使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载书播迁的王献唐、屈万里也没有放弃对国学的研究。所到之处访金石遗迹，参详图书，精进学问。当时屈万里一行刚到曲阜，王献唐先生即寄书信来，询问移运情况，兼及学术之探讨。提到宋人《东家杂记》、《祖庭广记》、《孔子家谱》等记载曲阜古迹的文献：“可以书中未载宋代情形，逐条访求印证，以明今昔异同，可以汇成一文或一书。”他感慨到“学而居此圣贤之乡，宁非大事？”11月16日，王献唐来曲，二人“昼则相与偕游，夜则篝灯谈学，恒至夜分，实丧乱中一快乐事。”
一日，他们一同去圣庙观演礼，王献唐在东华门外的地摊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钮汉薛司空半通官印，篆刻甚精，用了一块钱就买了下来，王先生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一直把玩到深夜，并给他的好朋友墨学大师栾调甫先生赋诗一首，有“暖到心头是冷铜”之句。南迁途中，王献唐给屈万里讲述古音韵文字以及古物版本，一天吃饭的时候，王献唐笑着对屈万里说：“一言君须牢记，予之学，齐派也；君之学，鲁派也。”言外之意，齐人思想活跃，而鲁人则惯于恪守陈规。从后来王、屈二位先生的著述来看，他们的许多经典之作都萌芽于此时。
载书播迁金石同寿
在这批南迁的图书秘籍中有一部小说《剿闯小史》，是清初禁书，属于十分罕见的旧抄本。郭沫若先生在四川以偶然的机会读到，立即发生了兴趣，他放下正在从事的古代史研究，对《剿闯小史》加以整理标点，由重庆说文社出版，而且直接启发了他于1944年写出名扬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
解放以后，这批图书文物又运回到山东，统由以王献唐先生为主任的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保藏。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上述古籍已经收录书目。目前这些文物完好无损地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与博物馆。
鲁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
山东民间的“四最”谚语
见于古诗文的“四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其实，这种形式的谚语在民间更为流行，在山东民间就流传着一种分布地域广泛、数目可观、内容与形式较为特殊的“四最”谚语。
人民群众归纳总结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与现象，分析、提炼出许多“四最”谚语。莒县有“四最热”：“铁匠炉，开水壶，开了锅，入了伏。”还有“四最冷”：“三九冬，西北风，脚踏地丁手捧冰。”曹县有“四最涩”：“新锻的磨，木匠的锉，拉拉秧，豆秸垛。”曹县还有“四最宽”：“穿大鞋，赶庙会，大海里洗澡漫场地里睡。”阳信有“四最弯”：“卷羊毛，苜蓿菜，辘辘把，水烟袋。”莒县还有“四最快”：“燕子飞，鹰子追，骑快马，雕翎箭。”与此相对，有“四最慢”：“瘟神走，愚神站，架过门，挑汤罐。”
“四最”谚语除形象反映事物与现象的特点外，对人的心理感受也有独到的描摹，惟妙惟肖，十分生动。莒县有“四最好听”：“大闺女笑，画眉叫，夜弹琵琶二黄调。”蒙阴有“四最难听”：“猫叫猫，老驴嚎，抢锅铲子锉锯条。”曹县有“四最高兴”：“新得的官，新科的举，新媳妇搂着新女婿。”诸城有“四最急”：“火上了屋脊雨上了场，狗撵兔子狼撵羊。”巨野有“四最怕”：“走大洼，睡孤坟，夜猫子笑，吊死人。”台儿庄有“四最难舍”：“临明觉，半路妻，羊肉包子清炖鸡。”东平有“四最厉害”：“五更萝卜独瓣蒜，抬头老婆低头汉。”另外，人们对于颜色的感受也通过“四最”谚语表达了出来。单县有“四最红”：“庙上的门，杀猎的盆，关公的脸，火烧云。”曹县有“四最白”：“小白鞋，踏白雪，羊肚子手巾包着白蒸馍。”与此相对，还有“四最黑”：“呼延庆，包文正，打铁的脖子煤窑洞。”
谚语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四最”谚语反映的社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活的许多方面，所列举的事物，大到天地宇宙，小到鱼鸟花虫，不计格调的高雅严肃，抑或是俚俗粗鄙，兼收并蓄，巧妙组合，使之广为传诵，喜闻乐见。从这些谚语中，可以考察到不同地域的一些风情民俗，也可以让人们联想起往昔生活的场景。
山商业文化
齐鲁商业文化肇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齐鲁商业文化已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订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三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同工商管理政策相联。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及鲁地“颇有桑麻之业”之说。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另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即“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齐国建国之初，“人民寡”。为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需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是比较有利的。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在洙、泗冲积平原上，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于是就有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相齐，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甲兵大足”，从而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的众多、货币的通行、城市商业的繁荣及众多商贾的出现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出产的鱼、盐、漆、布、帛等，丰富了商业市场的花色品种。至战国时，列国间贩运商业的发展，使各地特产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商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发展。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宏大，今勘探发现临淄大小城总周长超过2万米。统治者对工商业较为重视，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如管仲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皆殷实富有。《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语虽夸张，但必与事实相去不远，否则不能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增至10万户，若每户以5口计之，则临淄有50万城市人口。时人称其“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称临淄为东市，成为与长安、洛阳、邯郸、宛、成都等齐名的大都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一些“坐列贩卖”之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为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如《史记•货殖列传》等中就载有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人刁间；“富至巨万”，经营铁业，兼营贳贷业、贩运业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商人曾以经商致富，并参政为官，由此就使经商活动获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业的称誉。端木，复姓，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门之前，是个大商人。曾相鲁、卫两国，后经商于曹、鲁之间。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他“臆则屡中”；后人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由于他善于经营，故经商致富。后世便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后“之陶为朱公”，经商“三致千金”。后世就把经营商业称为陶朱事业。
工商管理政策是统治阶级出于一定的目的，对工商经济进行调控的行动指南，为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面已对战国以前齐国工商管理政策多有记叙，现仅就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管理政策简而论之。战国时期齐国推行较为放任的工商管理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淄城7万户，“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的盛况，当与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联系。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营工商业不加限制地放任发展，就会促使富商大贾大量地分割封建国家和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严重地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另外，经营商业较好的收益，还会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都对兼并战争极为不利。如果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则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与之相反，秦国推行商鞅制定的抑工商政策，即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在国家的干预下，有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虽然这种工商管理政策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却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促使秦“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战国时期齐、秦两国号称东、西二帝，原本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但不同工商管理政策的采用，加之其它因素，便造成了齐衰秦强的局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经营之道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春秋时期自由商人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提到的子贡就是一个有较强预测分析能力的商人。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即“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基本精神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大体归纳如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像源头活水，给齐鲁文化以无穷的生命活力。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姜太公、管仲、晏婴、孔子、孙子、墨子、孟子等，以他们为，，弋表的儒、墨、管、兵等家学派，都是积极入世、救也，充满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的。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相齐桓公，，霸诸侯，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事业。孔子重“刚”，把“刚”作为仁的德目之一，积极进取，“为之不厌”，“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思想，在《易传》中有所发展。《彖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云：“刚健而文明”(《大有》)，“刚健笃实辉光”(《大畜》)。《象传》提出“自强不息”原则。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乾卦》)。孙子兵家，为安定天下，统一天下，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制止不义之战。墨家比儒家在进取有为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救世救民，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牵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方面，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充分发扬，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气节即志气和节操，指的是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民族气节为重。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这一点上齐鲁诸子是有共同特点的，是他们共同铸就了齐鲁文化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但是最突出的还是儒家。儿子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的壮语。孔、盂是说到做到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呃于陈蔡之间。“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继续弹琴唱歌。在强暴面前，孔干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君(定公)。在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辞痛斥齐国君臣，挫败了齐人的阴谋，保卫了鲁君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见《史记，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学而不厌”，“敏以行之”。他创办私学授徒三干，整理文化遗产，进行思想文化的创建，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孔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孟子则善养“浩然正气”，以充塞天地的气概，推行其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提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张，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争议。他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难后，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因此，有人非议他。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问题。孔子对管仲以仁许之，说：“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自己解释这件事，不死于公子纠之难，是因为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的“功名”是与治天下连在一起的。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卫，立曹，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这与死于一人、一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国家的大节。孔子以仁许之，正是对他这种大节的肯定，故管仲的爱国主义是深层的，一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齐鲁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现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爱国行动和爱国精神。曹刿自荐，领兵败齐，保卫鲁国，孙膑用兵败魏于桂陵、马陵，保卫了齐国，信陵君窃符救赵，既救赵，又强魏，这些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行动。鲁仲连义不帝秦，用三寸不烂之舌解楚南阳之围，退赵伐高唐之兵，却侵占聊城的燕国10万之众，淳于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子贡出使，不辱君命，并有“一出而存鲁，灭吴，弱齐，强晋而霸越”的奇迹；晏子长于辞令，善于人交，使楚舌战群敌，增齐国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战争等外交活动，又是一种爱国型类。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并进行文化思想创造，又是一种类型的爱国表现。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办教育，育人才，传播科学文化，也是一种类型的爱国之举，总之，爱国是多种形式的，关键是在生死关头能不能全节，“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在这方面齐鲁诸子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思想、模范的行动，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巩固、民族的团结凝聚，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上节我们在讲齐鲁文化的特点时把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作为将齐鲁诸家诸派思想联结为一体纽带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各家各派思想特点和体系有别，但积极人世、救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形成了齐鲁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略)
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
人所共知，齐鲁文化，甚至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观点，叫做天人合一。不仅神道主义者认为，天是人的主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就是作为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
孟子讲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天人合—‘观点的开端。孟子的所谓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所谓心，就是思维器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尽心便能知性，知性也就知天了。但孟子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易传》讲“人与天地合德”思想。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象传》)又说，“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彖传》)
阴阳家更将天象和人事挂在一起，讲“天人感应”：这种观点影响至深，至今中医、气功、宇宙全息论等以此为基本理论。
但是，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的齐鲁文化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里面充满了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五、“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略)
六、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如“夏道尊命、事鬼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
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极左思潮铺天盖地的“文革”时期，孔于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复辟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 “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我们只说：“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离开了“人道精神”，齐鲁文化不仅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变成另一种样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七、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
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继孔子之后，另一位集大成儒学大师荀子把群体主义提到了人类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对我们民族的群体精神或集体主义观念，在文化讨论中时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认为它束缚子个体人性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决非无因，是我们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思想，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之一，它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心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都有深刻影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起积极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们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虽历尽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颠扑不破，群体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其次，大公无私的集体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义，英勇献身。再次，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虽不科学，但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内在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在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与二者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分不开的。深入发掘中国民族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对我国现代化事业也是有意义的。
八、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齐鲁古代文化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济济、圣贤辈出，优越于其他地区，除了上文我们讲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动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还有一点，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们忽视的齐鲁文化中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这一精神不仅表现在先秦齐鲁诸子百家，而且表现在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
史前东夷人的发明创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车的发明，中至鱼、猎、农、牧、酿造、冶炼技术的创造，大至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制度的发现和创建，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大多无出东夷者。征诸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是大体可信的(具体见下编)。因为东夷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逊让、谨慎著名。勤劳则聪明技巧，谦逊则进取向上；仁厚则宽容，善于和易于吸纳外来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故史前东夷人发明创造居多。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地区似乎再现了史前东夷文化繁荣的时代，管仲是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一次宏伟的创建工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军事等，都有重大的创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过去人们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缚，认为他只是文化的继承和传授者，其实，他的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是全面的，无与伦比的。拿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来说，一般认为是周公的创造，孔子只是“从周”、“继周”者，是的，周公是礼乐文化的首创者，但是周礼文化到春秋时期早巳崩坏，虽然孔子自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周公的礼乐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为自己的创新找个权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礼乐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创造。后世流传的礼乐文化传统实际是孔子的一套。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是恰当的。
齐国兵学独树一帜，其他各国无与伦比。孙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响的兵典——《孙子兵法》。
在科学技术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齐鲁。鲁班不仅是能工巧匠，被尊为土木工匠的祖师，他也是一位发明家。传说锯、伞等是他发明的。
在天文学方面，齐人甘德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天文著作与魏人石申的著作合为一本，叫《甘石星经》。二人各有所长，但总的看甘氏早于也高于石氏。
在地理学方面，邹衍的大九州说，虽是由近及远、“由小推大”地推测加想象推出来的，但征诸后来的地理发现，不能说他不是一项科学的推测。同时，他深观阴阳的变化，作“五德终始”论，也是有天文学深厚基础的。
在医学方面，神医匾鹊——秦越人出于齐地郑阳，在当时也是无人可与他比肩的。
产业发展现状
2008年山东省和12个市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总额已达2亿多元。济南、青岛、莱芜、临沂、滨州、烟台、潍坊等7个综合试点市相继出台了改革方案，改革进展顺利。全省已有20家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
山东省文化产业品牌遍地开花，形成了以孔子文化节、潍坊风筝节、青岛啤酒节为代表的文化节庆品牌，以电视剧《大染坊》《闯关东》为代表的鲁剧品牌，以《大羽华裳》《蒙山沂水》为代表的旅游演艺品牌，以《圆明园》《晶莹小子》为代表的动漫品牌，以杨家埠木版年画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品牌等一批文化产业品牌。达尼画家村荣登首届中国文化产业品牌榜，成为“中国文化制品七大品牌”之一。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是快速发展山东文化产业根本所在。山东应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大力发展民营文化经济，逐步寻找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从2008年起，山东省财政将每年统筹安排5000万元，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贴息、奖励、资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构建济南市文化产业链，济南市将重点培育108个文化产业项目，并面向全社会招商融资，投融资总额达人民币172亿元，共涉及出版发行、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网络文化、文化休闲娱乐、节会展览、文化产品生产及销售、体育产业等领域，显示出了省城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和巨大潜力。
据介绍，济南市重点打造的齐鲁动漫游戏产业基地，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以及未来规划设计，要对金銮大厦、金帝利大酒店、普利大厦、东航三角地片区、济南市艺术大厦、济南箱包市场等几处地产进行整合，从而打造济南市规模最大的动漫影视艺术文化创意中心，力争成为济南及山东省动漫产业核心区和示范区。重点开发的齐鲁文化产业园中心，位于长清大学科技园，距济南主城区16公里，规划占地面积800亩，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周围现有高校9所，主要建设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会展中心等约20万平方米，将成为济南、山东的公共文化中心，同时具有公务和交易功能，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中心。
济南市还要打造济南华山水景园，依托历史名山华山，开挖大湖面，形成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观，按照 “七岛伴三山，玉带连两湖”的总体结构，建造“一山两湖十八园”，再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历史风貌。
济南市还要求，要把泉水作为城市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加以保护。以正常降水条件下保持泉水常年喷涌为目标，妥善处理泉水保护与旅游发展、城市供水的关系，搞好水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提升“泉水之都”的城市形象。坚持泉源、泉脉、泉眼、泉系并重的保护原则，制定泉水保护总体规划和重点泉群保护详细规划。加强泉景观建设，增加泉文化内涵，做好泉水申报国家和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工作，重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特色风貌。
省城将严格执行《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以古城区、商埠区、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文化保护为重点，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加强以明府城、大明湖、环城公园为核心的泉城特色标志区建设，保护古城区传统格局、轴线、路网、水系和建筑风格，保护商埠区路网街区和近现代优秀建筑，加强对芙蓉街、曲水亭街等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
《齐鲁文化》期刊
《齐鲁文化》是由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通俗刊物。为落实教育部关于研究基地转化研究成果服务社会的职能，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通俗刊物《齐鲁文化》。《齐鲁文化》以弘扬齐鲁文化、服务社会大众、共建精神家园为宗旨，注重学术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趣闻性的结合，共开设“文化视窗”、“走进名家”、“热点聚焦”等20余个栏目，在齐鲁文化与社会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代表人物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代齐、鲁两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共同创造的文化体系。从齐国方面看，代表人物主要是姜太公、管子、齐桓公、晏子、孙武、孙膑、邹衍。从鲁国方面看，代表人物主要是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墨子、孟子。按照出生的时间顺序，依次介绍如下。
一、姜太公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创始人，也是古代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军事家、政治家。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在中国，不知道姜太公的人很少，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姜太公是一个神奇而伟大的历史人物。说他神奇，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名字神奇。姜太公名字很多，常见的有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吕尚、吕望、吕牙、师尚父、尚父等。姜太公是炎帝神农的后裔。“神农氏，姜姓也”。神农氏姜姓中有一个叫伯夷的人，为尧“典三礼”，“立五刑”，又佐禹治水立有大功，因而受封于吕。伯夷就是姜太公的祖宗。古代以部族为姓，以祖封为氏。以部族命名，姜太公姓姜；以氏命名，姜太公姓吕。姜太公名尚，字牙，或尊称为子牙。这就是“姜尚”、“姜子牙”、“吕尚”、“吕牙”名字的由来。《史记》记载，当年姜尚在渭水边钓鱼，被外出打猎的周文王遇到后，两人纵论文功武略，甚为投机，文王知遇到了栋梁之才，高兴地说，“从我祖上太公以来盼望你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又称姜尚为“太公望”。后来他被封为齐国第一代国君，齐人追称他为太公，姜太公的名字就被叫响了。
二是里籍神奇。姜太公是哪里人，在历史典籍中，至少有六种说法，即日照说、汲县说、冀州说、魏邑说、许州说、不知何处说。持日照说的记载最多，《孟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的观点是一致的。《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东海即东海郡，领海曲等38县，海曲县即今山东莒县。古代莒、吕一字。姜太公的祖宗伯夷受封于吕。莒县至今还有东吕乡、东吕里。可见，莒县便是姜太公的祖籍及出生地。
三是年龄神奇。姜太公的祖先，都是部落首领。但到了姜太公这一代，适逢殷末颓世，家族已经衰落。纣王无道，贤愚颠倒，姜太公虽有匡世济时之才，终因进身无门而穷困大半生。直到年过七十，方遇周文王访聘为师。孔子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自此太公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发而不可收，活了139岁。
四是本领神奇。史称，姜太公“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德、法、术“三材兼有”。他的术主要是“修道术”和“开塞术”。“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
五是遗迹神奇。姜太公的遗迹，数量多，分布广。主要有：棘津太公台，位于今山东日照。太公台，又称太公避纣处，位于山东潍县东南50公里。钓鱼台，位于陕西咸阳渭水河畔，相传为太公钓鱼处。太公泉，位于河南汲县城西北，相传为太公故居。东吕太公庙，位于山东日照冯家沟村。营丘太公庙，位于山东临淄西营丘，宋代碑尚存。磻溪太公庙，位于陕西省宝鸡县磻溪河边。汲县太公庙，位于河南汲城东门北侧。咸阳太公庙，位于陕西咸阳西边。还有临淄太公祠、汲县太公祠、镐京太公墓、丰京太公墓、咸阳太公墓、汲县太公墓、临淄太公衣冠冢等。
姜太公的神奇，是与他的伟大分不开的。姜太公的伟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既是周朝开国功臣，又是齐国立国圣君。
在渭水河畔，周文王与姜太公相识，一见如故，拜之为师。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以姜太公为太师，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实现了灭商兴周的伟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天下。
周武王封赏“功臣谋士”，而姜太公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姜太公来到齐地，在治理国家中，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选贤任能，文化思想上厉行因俗简礼、因地制宜，经济上坚持本末并举、农工商“三宝并重”，使齐国国力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魁，历时39代国君，800多年。
二、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周成王的叔父。早先被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辅佐武王，克商灭殷。商末，纣王无道，沦为独夫民贼。周武王发动战争，经牧野一战，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第二年，武王病重，欲传位于周公，周公泣涕不受。武王死后，乃拥立武王的长子诵即位，是为成王。其时，成王幼弱，“小邦周”刚刚取代“大邦殷”，立足未稳，周公摄政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
周公摄政7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摄政期间周公的历史功绩。
（二）三年东征，平定天下。武王灭商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朝旧地，让他奉守商祀，统率殷遗民，又在周围地区分封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使其就近监视，号称“三监”。周公摄政后，管叔等人极为不满，武庚串通“三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周公亲拥成王东征，第二年就平定了叛乱。
第三年，周公继续讨伐参与叛乱的奄、徐、薄姑等。并秉承武王遗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营建了成周洛邑。周朝成为继夏、商之后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王朝。
（三）分封诸侯。实现天下一统后，周公汲取武庚和“三监”叛乱的教训，在全国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选用有明德之人，分封为诸侯，作为周朝的藩屏、侍卫。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同姓亲戚，也有部分异姓功臣和历代圣王的后裔。《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无论同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与周天子都是君臣关系，共同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四）制礼作乐。周公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顶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是西周盛世的写照。所以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公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