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五年計劃是中國持續推進現代化戰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是推動中國發展不斷上台階的重要途徑。“一五”是計劃經濟時期最成功的，順利發動工業化并推進社會主義改造；“二五”是個失敗的五年計劃，“大躍進”後出現“大躍退”；“三五”、“四五”、“五五”是完成情況中等的五年計劃，雖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但是總體實現了基本建成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标；“六五”計劃順利完成，成為又一個黃金建設期；“七五”計劃改革闖關，完成情況喜憂參半；“八五”提前實現了翻兩番的目标；“九五”順利推進了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方式的“兩個轉變”；“十五”計劃大部分目标得以實現，同時發展模式出現逆轉；“十一五”是完成最好的一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初步納入科學發展軌道。
1955年毛澤東指出：“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經濟面貌就将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将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将有一個更大的變化。”1992年鄧小平指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争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從我們自己這些年的經驗來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是能夠辦得到的。”
1953年以來，我國已經先後實施了11個五年計劃，都是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長遠目标的一個具體戰略步驟，同時有不同的戰略側重。這也體現了中國獨特的政治優勢：既能保持長遠戰略目标的長期穩定，也能對戰略步驟和具體戰術進行靈活的階段性調整，持續推動中國發展不斷邁上新的台階，積累下來就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巨變，也成為中國“發展奇迹”的重要來源。
那麼，曆次五年計劃完成情況如何？多大程度實現了階段性的戰略目标？有哪些成功之處和失敗之處？五年計劃是如何推動中國穩步實現國家戰略目标？中國發展是如何不斷上新台階的？本文基于343個主要指标完成情況的計算，對于11個五年計劃的戰略目标實現情況進行評價，我們使用的是目标一緻性方法，主要是評價目标的實現情況，對于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并不進行評價。主要通過完成百分數、完成百分數的均值、完成率三個指标進行評價，完成百分數系該指标的實際值與計劃值之比。完成百分數的均值，是各個指标完成百分數的算術平均值。完成率，指完成計劃(即完成百分數在100%及以上)的指标數與指标總數的比值。
1949—1952年，我國順利完成了國民經濟恢複任務，随後提出1953年起用15年時間(三個五年計劃)完成逐步實現工業化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一五”計劃為實現過渡時期的總目标向前邁了一大步；“二五”提出了提前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不切實際的目标，打亂了原先的戰略部署，并導緻了“大躍進”的失敗，随後進入了三年調整時期。1964年我國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标，分兩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20世紀末把我國建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經過“三五”至“五五”計劃，中國如期實現了第一步戰略目标。
以1980年和2005年為界，我國的“五年計劃（規劃）”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五”計劃到“五五”計劃時期，第二階段為“六五”計劃到“十五”計劃時期，第三階段為“十一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時期。
一五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于1953年轉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并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不但是發展計劃，也是體制變革的計劃。它是我國過渡時期的戰略步驟之一，指導方針就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五”計劃重點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一五”計劃(1953—1957)是一個重工業優先的全面發展藍圖，不但是經濟建設計劃，也包括社會建設。經濟建設方面包括工業、農業、運輸和郵電、商業以及提高經濟效率(提高勞動生産率和降低成本)；社會建設方面包括培養建設幹部、加強科學研究工作，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一五”計劃的宏偉藍圖基本上得到了實現，它是計劃經濟時期完成情況最好的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率高，達到84.4%，大部分指标都超額完成，完成百分數均值達到136%。“一五”計劃也是計劃經濟時期發展最好的一個時期，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沒有出現大的起落，經濟增長質量較高，投資高增長同時，全要素生産率也保持了較高增長。
工業化(重工業化)戰略順利推進，改變了1950年代初期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的産業結構。工業總産值增長率達到18%，超額完成計劃，限額以上工業施工單位達到921個，大幅超過計劃規定的694個；工業産值超過農業産值，占工農業總産值的比重由43.1%(1952年)，提高到56.7%(1957年)；重工業占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35.5%(1952年)，提高到45%(1957年)。
社會主義改造順利推進，經濟體制結構發生了劇烈變革。1957年參加農業生産合作社的農戶已經達到97.5%；參加手工業合作化組織達到90%；1952—1957年間，社會主義經濟(國營、合作社、公私合營)的比重由21.3%提高到97.2%，個體經濟的比重由71.8%下降到2.8%，資本主義經濟由7%降低到1‰以下。
同時，“一五”計劃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第一，社會主義改造過急過快，偏離了計劃目标，私營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指标完成數為原計劃2倍，農戶加入初級以上合作社指标完成原計劃數3倍。第二，農業、農村指标相對滞後，農業增長率為4.5%，雖然完成了計劃指标(4.3%)，但是與工業高速增長相比明顯滞後。這也造成了農村購買力增長緩慢，原計劃農村購買力增長100%，實際上隻增長20%，大大低于計劃目标。
二五
由于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二五”計劃的戰略重點就由“一化三改”轉移到工業化，1956年中國共産黨“八大”會議提出要在“一五”建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上，再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能夠由落後的工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八大”提出的“二五”計劃建議數字是積極穩妥的，但由于不久後的大躍進，這一設想被抛棄，轉而采取急風驟雨式的工業化策略。
在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的總路線指導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過了國家計委重新拟定的《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這也是真正開始實施的計劃)，提出了天方夜譚的高指标，冒進指數達到354.6%，基本建設投資規模是“一五”時期的7.8倍，工業總産值增長速度是4.9倍，農業總産值增長速度是6.7倍。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認為“二五”規定的生産指标和建設任務實現之後，我國社會經濟面貌将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到1962年中國将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并創造向共産主義過渡的條件。
實踐證明，這一切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空想，“二五”計劃(1958—1962)的實施全面失敗，成為曆史上績效最差的一個五年計劃。雖然1959年初中國政府就宣布要提前三年完成“二五”計劃，但是大起之後開始大落，到1962年計劃期末，《意見》規定的“二五”計劃指标一個都沒有完成，完成百分數均值隻有21%，有一半左右的指标完成百分數不足10%，其中完成比較好的隻有兩個指标：工業産值占總産值比重完成87%，新增職工數完成74%。
“二五”時期也是中國發展遇到重大挫折時期，工業總産值從704億元(1957年)“大躍進”到1637億元(1960年)，随後又“大躍退”到920億元(1962年)，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波動系數為－2914%，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失調，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難，居民消費彈性系數為－5%，出現了“大饑荒”，大量人口因饑餓、營養不良而非正常死亡，其後不得不進入為期三年的經濟調整時期。
三五
經過大躍進，人民缺吃少穿的情況很嚴重，“三五計劃”原先設想是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按照農輕重的順序來安排，但是由于周邊戰争形勢趨緊，毛澤東等國家領導決定要搞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劃，“三五”計劃指導方針是立足于戰争，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
“三五”計劃(1966—1970)的頭一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這對計劃執行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國家計委和各省市區計劃部門一度陷入癱瘓，1968年連年度計劃都沒有。雖然受到嚴重幹擾，但是由于“三五”計劃汲取了“二五”的教訓，指标定的比較穩妥，最後完成情況尚可，完成率為46.9%。工業、農業主要生産指标都順利實現，工業總産值完成了121%，農業總産值完成了102%。
與此同時，社會類指标完成很不理想，10個社會類指标隻完成了2個，中等專業在校生數、高等學校在校生數分别隻完成1.9%、5.5%。由于受到“文革”沖擊，還造成了很多基本建設投資項目停工，基本建設投資隻完成了95%。
“三五”時期經濟雖然實現了7.9%的高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依然大起大落，1967年、1968年連續兩年負增長，波動系數為157.5%，就業增長和人民消費水平提高也相對緩慢。
四五
“四五”計劃(1970—1975)延續了“三五”計劃備戰的思路，而且調門更高，指導方針是“以階級鬥争為綱，狠抓備戰，促進國民經濟新飛躍”，“四五”計劃又重新提出初步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标。總體上看，“四五”計劃并非一個冒進的計劃，但是，部分指标确實過高，特别是整個計劃盤子過大，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為“三五”的1.7倍，财政收入為“三五”計劃的1.6倍，這也使其不得不在1973年連續進行了兩次調整。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四五”計劃完成情況較差，完成率隻有34.6%，基本完成率隻有53.8%，工農業總産值完成91%，工業總産值隻完成80.5%，許多工業生産指标沒能完成。
“四五”期間保持了5.9%的GDP增長率，但是這一期間政治運動和事件接連發生，對計劃實施造成了嚴重的幹擾，政治上的折騰(例如，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加上經濟上的折騰(例如，1971年的經濟過熱)，造成經濟三起兩落，增長波動系數為46.4%。計劃對國民經濟的控制作用極大地削弱，同時由于要求各地自成體系、各自為戰，建設規模過大，積累過高，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投資拉動，全要素生産率貢獻率隻有2.1%。
五五
在1975年1月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四個現代化”目标，并提出分兩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20世紀末把我國建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這成為“五五”計劃戰略目标與指導方針。
1977年修訂的“五五”計劃是作為“十年規劃”(1976—1985)的一部分，要求走毛主席指引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它設想1976年到1985年是在20世紀内，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目标的關鍵十年，而到“五五”期間則是要實現周總理報告中提出的第一步戰略目标，重點打好農業和燃料、動力、原材料工業這幾個大仗，為“六五”大上進行準備。
“五五”計劃突出的缺陷是高指标，是繼大躍進、大冒進的“二五”計劃之後，又一個“洋躍進”、小冒進的計劃，要求石油産量達到2.5億噸，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冒進指數達到105%。“五五”計劃完成情況也很差，完成率隻有31.3%，工業總産值隻完成計劃的92%。“五五”時期經濟增長率達到6.6%，但是依然波動較大，波動系數達到74.3%，經濟增長質量有所提高，全要素生産率貢獻達到了34.0%。
1977年至1978年間社會總産值、工農業總産值、國民收入連續兩年大幅度增長，主要工農業産品的産量恢複或超過了曆史最好水平，但是“五五”計劃體現的“洋躍進”思想，明顯使得年度計劃工作出現冒進傾向，使國民經濟發展重新受挫。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開始對計劃的高指标進行調整。
回顧計劃經濟時期的5個五年計劃，雖然出現了“二五”的大折騰以及随後的“有計劃、無控制”，但是通過五年計劃推動工業化、現代化戰略目标實現的大方向沒有改變，除“二五”外，每個五年計劃中國發展也都邁上了或大或小的台階。積5個五年計劃，中國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變，從1949年初的“一窮二白”到“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基本上如期實現了第一代領導人1964年所設想的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戰略目标。
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三步走”戰略，并将“小康水平”列為“三步走”戰略第二步目标。十三大報告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上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産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每個五年計劃都成為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目标的一個戰略步驟與環節，“七五”期間提前三年實現第一步戰略；到“八五”結束的1995年又提前五年實現第二步走戰略。
六五
“六五”計劃(1981—1985)是改革以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是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新路子的五年計劃，也是為實現20世紀末翻兩番戰略目标打下初步基礎的五年計劃。指導思想是繼續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使國民經濟走上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主要任務是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取得實現财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決定性勝利，并且為第7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更好的基礎。
“六五”是繼“一五”之後第二個勝利完成的計劃，指标幾乎都基本完成，完成率達到了84.8%，大部分指标都超額完成，完成百分數均值高達178%。
“六五”計劃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轉移的目标順利實現。發展開始從工業産量(特别是重工業産量)為中心轉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注重農輕重協調發展，注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注重人民生活改善與能源消耗降低。首先是經濟增長初步擺脫了大起大落，實現了10.7%左右的高增長，經濟增長波動系數也縮小到36.2%，物價基本保持穩定。
其次是經濟發展協調性增強，初步改變了長期以來重積累、輕消費的傾向，積累率由1978年的36.5%下降到五年平均為30%，固定資本形成率由“五五”時期的35.5%下降到34.1%；由片面發展重工業轉向協調增長，1978—1985年間，農業産值占工農業總産值比重由24.8%提高到27.1%；重工業産值占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56.9%下降到52.6%。第三是教育、科技快速發展，經濟增長質量提高。“六五”期間國家教科文衛财政支出達到1172億元，比“五五”時期增長一倍，占财政總支出的16.9%。
高等學校在校生數增加了55.9萬人，科技事業快速發展，并通過招商引資，引進了國外技術1萬項，從而極大地帶動了經濟增長質量的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達到5.96%，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5.7%。第四是财政狀況好轉。“五五”末期，國家财政出現較大赤字，1978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率為11.8%，1979年為5.9%。“六五”期間這一狀況得到有效改善，五年财政收入達到6831億元，完成計劃的115%，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率為1.8%，好于計劃要求的控制在2.5%以内的目标。第五是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4.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4.8%，城鎮淨增就業數達到2283萬人。
“六五”計劃的主要問題計劃制定總體上過于保守。“六五”計劃冒進指數隻有74.9%，也就是說留了25%的餘地，大大高于各個五年計劃平均值(為10%)；各指标平均完成了178%，其中工業、農業産值計劃增長率都為4%，實際上工業總産值增長率為10.8%，而農業總産值更是實現了“一五”以來前所未有的11.7%的高增長。
七五
“七五”計劃(1986—1990)是一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旋律的五年計劃，要繼續推進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管理體制由舊模式向新模式的轉變。指導方針是對内搞活經濟、對外實行改革開放，它提出了三項任務：一是經濟體制改革，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二是發展經濟；三是改善人民生活。
總體上看，“七五”計劃實現了計劃提出的戰略目标，主要是：
第一，經濟發展較快，大部分生産指标超額完成。“七五”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7.9%。工業總産值增長13.2%，為計劃值的176%；農業增長率為4.7%，為計劃值的118%；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接近2萬億，為計劃值的121%。
第二是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七五”計劃提出要為各類企業創造平等的競争環境，這促進了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發展，1985—1990年間，工業總産值中，城鄉個體企業比重由1.9%上升至5.4%，“三資”及合營聯營企業比重由1.2%上升到4.3%。政府直接幹預經濟的範圍縮小，國家計委管理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20%(1985年)下降到11.7%(1992年)；商品零售額中政府定價比重由66%(1985年)下降到31.2%(1991年)。
第三是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國民經濟向開放型轉變。制定了沿海經濟發展戰略，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199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1154億美元，大幅度超過計劃預期的830億美元，對外貿易依存度由23%提高到30%。
第四是産業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1985—1990年三次産業的比重由28.4∶42.9∶28.7調整為27.1∶41.3∶31.6，重工業産值占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52.6%下降到50.6%。
“七五”計劃的主要問題是：
第一是計劃完成不平衡。“七五”指标完成了71.4%，但是很不平衡，部分指标大幅度超額完成，部分指标大大滞後，預期準确率隻有32.1%。
第二是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繼續推行1984年開始的經濟過熱政策，信貸資金運用增加達到10686億元，貨币投放量達到1657億元，均大幅度超過計劃指标(分别為5745億元、1000億元)，1988年“價格闖關”之後，進一步擡高了居民的通脹預期，導緻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1989年、1990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達到了18.8%、18.0%，一度形成搶購風，影響了社會穩定，并成為導緻1989年嚴重政治風波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是人民生活指标沒能完成。改善人民生活是“七五”計劃三大主要任務之一，但是部分受到高通貨膨脹的影響，農民純收入增長、職工平均工資增長、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增長指标完成情況都大大低于計劃預期，完成百分數分别為39%、70%、39%。
第四是部分基礎設施建設指标沒有完成，例如新增鐵路通車裡程隻完成78%，電氣化鐵路隻完成70%，沿海港口吞吐能力隻完成85%。
八五
“八五”計劃(1991—1995)的基調是治理整頓，強調要着眼于控制總量，調整結構、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八五”計劃方針調整為“雙加快”方針，即加快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同時也調高了計劃指标。
第一是完成情況最好。“八五”計劃是曆次五年計劃中完成情況最好的，完成率達到了92.6%。27個主要指标中大部分都超額完成，平均完成了267%，隻有醫院病床新增數、新增專業技術衛生人員數2個指标沒有完成。
第二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八五”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國内生産總值增速為曆史最快，達到了12.3%，1995年國内生産總值為1980年的4.3倍，提前5年實現了翻兩番的現代化第二步戰略目标。
第三是經濟增長質量較高。經濟增長擺脫了大起大落，波動系數隻有17.6%，大大低于“七五”時期(為47.8%)，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9%。
第四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迅猛增長，大大超出預計期。新增長話電話62萬路，完成計劃413%，新增長途自動交換設備335.7萬路端，完成計劃839%，新增長途光纜幹線10.4萬公裡，完成計劃1300%。
“八五”計劃的主要問題為：第一是計劃實施偏離度過高。由于計劃指導方針中途轉向，“八五”計劃也成為改革以來計劃偏離度最高的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标大幅度超出計劃預想，工業總産值增長率，計劃值為6.5%，實際上為22.6%；基礎建設投資原計劃0.84萬億元，實際上為2.3萬億元，這也造成了計劃失控，計劃指标之間的平衡被打亂。第二是經濟嚴重過熱，出現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出現了嚴重的投資過熱，資本形成率由1990年的34.9%上升到1995年的40.3%，五年間信貸總規模年增長21%，為計劃值的近兩倍，還是滿足不了社會的資金需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了12.9%，最高時達到了24.1%(1994年)。
九五
“九五”計劃(1996—2000)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了要實現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求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
“九五”計劃完成相當理想，完成率為75.0%，基本完成率高達93.8%。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經濟增長率為8.6%，波動系數進一步降低到11.8%，綜合國力增強，有效治理“八五”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僅上漲1.8%，人民生活繼續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九五”計劃提出的兩個戰略性轉變總體上得到了實現：第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國有企業改革目标基本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國家計劃對經濟活動的幹預弱化，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市場調節的比重由88.8%提高到95.8%；經濟活動的市場化指數由47.4%提高到50.3%。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初步轉變。産業結構顯著改善，1995—2000年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由32.9%提高到39.0%；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顯著改善，資本形成率由40.3%下降到35.3%；資源、環境瓶頸約束減弱，經濟保持平穩快速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費量增長率隻為1.1%，而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出現了負增長(見表1)。
“九五”計劃的主要問題是三大差距進一步拉大。地區差距進一步拉大，省級人均GDP相對差異系數由61.8%擴大為71.8%。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城鄉收入比由2.3倍擴大為2.5倍。收入差距擴大，基尼系數由0.38擴大為0.42。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用20年的時間，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如果說過去2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總體上是絕對貧困狀況為發展起點，先是達到溫飽階段，進而進入總體小康階段，發展的主題是“先富論”，即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是社會主義理念在當時階段的具體體現。從21世紀起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發展的主題是“共同富裕論”，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共同富裕。
十五
“十五”計劃(2001—2005)提出了全面、協調、以人為本的五條發展方針：堅持把發展作為主題；堅持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堅持将改革開放、科技進步作為發展的動力；堅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的出發點；堅持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十五”計劃最突出的特點是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信息化以及基礎設施現代化全面加速發展。
“十五”計劃實施情況總體良好：
第一是“十五”完成情況總體良好，在全部45個可計算的定量指标中，完成率為64.3%，基本完成率為73.2%，完成百分數均值為104%。
第二是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經濟增長率達到9.8%，波動系數僅15.6%，保持了物價水平穩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隻上漲1.4%。
第三是國際化加速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我國的國際市場空間迅速擴大，對外貿易飛速增長。“十五”期間我國國際貿易總量增長了2倍，2005年達到了14萬億美元。2005年貿易順差額擴大為1019億美元，為2000年的5倍。貿易順差導緻外彙儲備大幅度增長，2005年已經達到了8189億美元，累計新增6531億美元。
第四是信息化加速發展。電話普及率由2000年的20.1%提高到2005年的57%，超額完成17%，網絡和用戶規模居世界第一位。互聯網用戶突破1個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8.53%，實現了互聯網普及率8%的目标，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互聯網使用國。第五是城鎮化進程加速發展。“十五”期間，城鎮化率由36.2%提高到43%，提高了7.8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6個百分點，大大高于1978—2000年年均0.8個百分點的速度。第六是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增長速度大大加快。“十五”期間我國的交通基礎設施快速發展，網絡規模擴大。2005年鐵路營運裡程達7.5萬公裡，居世界第三，實現規劃目标；公路營運裡程突破200萬公裡，大大超額完成了規劃目标；高速公路更是快速發展，2005年總裡程突破4萬公裡，遠高于規劃的2.6萬公裡的目标。
“十五”計劃的實施也出現了四個方面的偏差：
第一是産業結構調整偏離了原定目标，第三産業發展滞後。計劃第一産業比例減少3.4個百分點，實際上減少了3個百分點；計劃第三産業比例提高2.6個百分點，實際上隻提高1.5個百分點。
第二是就業結構調整沒有達到預期，第二産業資本深化排斥勞動力的同時，第三産業吸納就業能力減弱。計劃第一産業比例減少6個百分點，實際上減少了5.2個百分點；計劃第三産業比例提高5.5個百分點，實際上隻提高3.9個百分點。
第三是能源需求增長過快，供需矛盾更加尖銳，煤炭生産和消費超常規增長，能源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更加突出。能源消費量從14.6億噸标準煤急劇上升到23.6億噸标準煤，能源産量從13.5億噸标準煤急劇上升20.6億噸标準煤，大大突破了原先規定的13.2億噸标準煤的目标，煤炭消費比重從69.2%進一步提高到70.8%，單位GDP能耗(2000年不變價)由1.12噸标準煤/萬元上升到1.22噸标準煤/萬元。
第四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先下降後上升。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了近10%，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增長，大氣污染物排放增加，酸雨污染加重，化學需氧量排放量隻下降2%，也沒能完成計劃目标。
“十五”計劃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幾個主要偏差，表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規劃設想沒有能夠實現，還出現了增長模式逆轉的問題。進入“十五”，特别是2003年以來，投資驅動和投資效益遞減成為主要特征，資本形成率由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5年的41.6%，經濟增長重新轉向高消耗、重污染、低就業的模式。
十一五
“十一五”規劃(2006—2010)是黨的十六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标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科學發展觀提出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要求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十一五”規劃的發展思路成為中國從加快發展向科學發展轉變的重要标志，其指導原則和政策舉措的主要着力點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次将“五年計劃”改變為“五年規劃”，将國家主要發展目标根據市場機制與政府責任的不同，劃分為約束性指标和預期性指标，其中，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減少10%，更是作為約束性指标的重中之重。
“十一五”規劃實施情況相當理想。
第一是“十一五”規劃主要指标基本全面完成。“十一五”規劃的各項目标實施進展順利，到2010年底，在22個主要發展指标中完成19個，未能完成的指标隻有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R&D投入占GDP比重3個指标，完成率達到86.4%，是完成情況最好的五年規劃(計劃)之一。
第二是主要目标順利實現。經濟增長目标提前完成；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增長提前實現目标；基本公共服務明顯加強；自主創新能力明顯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
第三是發展方式初步轉變。政府職能由經濟增長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環境狀況初步改善，主要污染物減排取得重要進展，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9.1%，實現規劃下降20%左右的目标，二氧化硫累計減排14.3%，化學需氧量累計減排12.5%，均超額完成規劃目标，大氣環境、水環境質量初步改善；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等生态環境總體惡化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省級人均GDP差距明顯縮小，省級人均GDP相對差異系數由2004年的最高值75%，下降到2010年的56%，已經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安全生産明顯改善，主要安全事故指标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在35%—70%之間。
“十一五”規劃實施的主要問題是：
第一，結構調整滞後。2010年服務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為34.8%，無法如期實現35.4%的目标，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為43%，也低于43.5%的規劃指标。2010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達到1.75%，未達到2%的預期目标。
第二，傳統發展模式未根本改變。重工業産值占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69%上升到2009年的72%；經濟增長吸納就業能力進一步下降，就業彈性系數下降到0.04，大幅度低于“九五”(0.13)、“十五”(0.11)；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3年的49.6%下降到了39.7%(2007年)；高消耗、碳排放密集的黑貓模式并未根本轉變，超過美國成為能源消費的世界第一大國，與此相伴的是中國已經成為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有機廢水排放的世界第一大國。
回顧改革以來的6個五年計劃，雖然中間經曆了許多波折，但是每個五年計劃都推動中國的發展上了一個較大的台階，而且所上的台階總體上越來越大，同時也推動了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提前實現了新的現代化建設三步走設想的前兩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