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曆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郡大濑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
1941年入大濑國民學校就讀。
1944年喪父。
1947年進入戰後設立的新制中學——大濑中學接受民主主義教育，并以同年5月頒布的新憲法作為自己的道德規範。
1950年入縣立内子高中，翌年轉入縣立松山東高中，在校期間編輯學生文藝雜志《掌上》。
1953年高中畢業後大江健三郎赴東京，入補習學校做報考大學的準備。
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于閱讀加缪、薩特、福克納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5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在渡邊一夫教授的影響下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并創作劇本《死人無口》和《野獸們的聲音》。
1957年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奇妙的工作》并獲該報“五月祭獎”。
1958年發表了《飼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說，其中《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獎，使得這位學生作家得以與石原慎太郎、開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齊名，同被視為文學新時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摘嫩菜打孩子》，則更是決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學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學業，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其畢業論文為《論薩特小說裡的形象》。同年，作者接連發表了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和随筆《我們的性的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來觀察人生，試圖表現都市青年封閉的内心世界。當時，這種嘗試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種種攻擊性批評。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與伊丹緣結婚，積極參加“安保批判之會”和“青年日本之會”的活動，明确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并因此而與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嚴重對立。在這一年裡，大江健三郎還發表了長篇小說《青年的污名》，虛構性自傳體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也于9月開始在《新潮》雜志連載。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較濃厚的民主主義色彩，反映出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思索。
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殺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事件為題材，寫了《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兩部小說，通過對17歲少年淪為暗殺兇手的描寫，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
1994年瑞典文學院以其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授予大江健三郎諾貝爾文學獎。
1999年，他推出長篇小說《大翻身》。
以上資料來源
作品風格
大江健三郎在創作思想上受存在主義影響，寫作方法受現代主義影響。出版有《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十二卷）。他的多部作品被譯成英文、法文和瑞典文，作品主要反映當代社會的各種問題。
他的作品描寫的主要舞台都是被稱為“山溝村莊”的故鄉四國的茂密的森林。在《萬延元年的足球》、《同代人的遊戲》、《給令人懷念的一年的一封信》等主要作品都一再出現故鄉的森林。這兩種“個人的”體驗構成了他文學創作的起點，并編織出宇宙和神話的文學世界。
大江雖着眼于重視對家庭和村莊這種“小世界”的描寫，但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核和地球環保等人類當前面臨的“大課題”。大江已完成長篇巨著三部曲《燃燒的綠樹》。
主要作品
婚姻家庭父親
大江好太郎，著名武士。
妻子
伊丹緣：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長女，1960年結婚。
兒子
共有三個孩子，長子大江光，出生于1963年，因先天性頭骨缺失癡呆，正因為長子的殘疾引起大江健三郎對核戰争的思考，創作出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
人物評價諾獎評語
1994年10月13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宣稱，大江健三郎“以詩的力度構築了一個幻想世界，濃縮了現實生活與寓言，刻畫了當代人的困擾與怅惘”。
學者評價
大江健三郎的很多小說有強烈的自傳色彩，或者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有家人朋友的影子，因而更令人矚目；由于從小生活在日本農村，熟悉日本的方言俚語，而後來又深受法國語言文學的影響，因此大江健三郎小說的語言呈現出“和洋合璧”的奇妙色彩；同樣由于深受法國作家薩特等人的影響，他的小說慣用象征的手法，從小說标題、故事情節到主人公姓名，常常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大江健三郎小說的結構迥異于傳統小說所強調的前後照應、脈絡清晰，情節場面的跳躍很大，因而也比較費解。
——陳雲輝（韓國慶南大學教授，韓國慶尚大學日本文學博士）
大江健三郎不僅在小說創作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創作理論上也進行了不懈的追求，這集中體現在他對想象理論的不斷探索上。大江健三郎對想象力問題的關注，首先是薩特的“存在——虛無——自由”、“形象——想象——自由”，其次是巴什拉的“想象力就是改變形象的能力”，最後是布萊克的“想象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也就是說，大江健三郎通過對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和認識論大師巴什拉的想象理論的反複确認，最後在英國浪漫主義先驅布萊克的想象理論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想象力就是改變形象的能力”，并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形象的分節化”的課題，從而為想象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嘗試。這無論對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創作，還是對普遍性的文學創作都有極大的啟發意義：主動自覺地追随一種理論的指導，并在文學創作實踐中加以發揮，應該是文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王琢（暨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