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太後:文明太後-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生平

國亡父喪

馮氏是長樂信都人，出身于名望之家，她的祖父馮弘是十六國時期北燕的國君。

馮氏的母親王氏，樂浪（今朝鮮平壤）人，是馮朗在北燕時所娶。因多年動蕩不安，直到随夫任官長安後，生活暫時得以安定下來，王氏夫人才給馮朗生下一個兒子，取名馮熙，就是馮後的同母兄長。到了公元442年（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就是後來的馮後。馮氏出生之時，距祖上建立的北燕滅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已完成了中國北方的統一，并與南朝形成了對峙之勢。

馮氏出生後不久，哥哥馮熙就因叔叔馮邈戰入蠕蠕（柔然，居于陰山一帶的少數民族），被人帶着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後才找回。接着，馮家突然遭遇了飛來橫禍：不知是朝廷對馮後那位曾為北燕王子的父親心存疑慮，還是馮朗果真有什麼不軌之舉，總之是馮朗因受一樁大案株連被太武帝下令誅殺了。按照慣例，馮氏因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沒入宮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馮氏在宮中得到了姑母馮昭儀的多方照應。

13歲的文成帝登基不久，就選中馮氏做了貴人。這一年，馮氏隻有11歲。

文成之死

馮後離開了撫養自己長大成人的姑母，來到了文成帝的寝宮。婚後陪王伴駕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條件熟悉和了解國家最高層的政治運作了。

由于用人得當，特别是由于重用漢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統治時期的北魏基本處于較為穩定發展的狀态，社會矛盾相對緩和。馮後對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寵重漢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欽佩。朝廷之上對漢人的看法也明顯改觀。這對于日後馮後當政期間吸收漢法、重用漢人、推行漢化的措施，無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文成帝的施政風格給馮後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與日俱增。

公元456年（太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歲的馮氏被文成帝立為中宮皇後。

馮後被立為中宮之主，除了她的聰慧與才貌外，也與她在宮中生活多年深谙宮内諸多關節有關。因為，宮中嫔妃要得正位中宮，必須先要手鑄金人，若能鑄造成功，則視為吉祥如意，若是鑄而不成，則妃嫔不能立為皇後，這在北魏曆史上屬于“故事”，也就是定制。為什麼要鑄金人才能遂願？史書上隻說是“以成者為吉”，但因何“以成者為吉”，沒有言明，推測這恐怕與鮮卑舊俗有關。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個大學問家，他在《資治通鑒》注中曾說過：“魏人立後，皆鑄像以蔔之。慕容氏謂冉闵以金鑄己像不成。胡人鑄像以蔔君，其來尚矣。”也說鑄金像是為了占蔔。也許鑄像以蔔吉兇還有更深的内容包含其中。這與佛教當中造像的本義有無關連，是值得深究的。佛法東漸以後，雖遭魏太武帝拓跋焘毀禁，但民間信仰仍無消減，太武帝晚年就已對禁令有所松弛。到文成帝即位後，群臣都一再要求徹底解除對佛教的禁令，足見社會上下對佛教的信仰。公元452年（興安元年）底，文成帝頒诏各州縣許立佛寺，準許剃度出家，并親自為師賢等高僧剃發。他在僧侶的建議下，命于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約三十裡的武州山南麓，開鑿五所石窟，每窟中雕鑿石佛像一座，像高達六七十尺，遂成著名的山西雲岡石窟造像的緣起。

公元458年（太安四年），文成帝率兵巡視陰山，車駕深入大漠，使蠕蠕（柔然）絕迹遠逃，不少部落酋長率部求降。馮後為文成帝大揚聲威而歡呼雀躍，并陪他一起觀看了慶典活動。馮後不僅為國家的興盛而感奮，而且也為國家的未來而操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馮後對文成帝乳母常氏的恪盡婦禮及對文成帝之子拓跋弘的哺養，為自己赢得了宮内宮外、朝廷上下一片贊譽之聲。

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與梁國蒙縣（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公元456年（太安二年）二月，也就是馮氏被冊為皇後的第二個月，不足兩歲的拓跋弘被立為皇太子。按照道武帝拓跋珪當年所定的規矩，凡後妃所生之子被立為儲君，生母皆要賜死，以防母以子貴，專擅朝政。李氏被賜死後，馮後便擔當起了養育之責，将拓跋弘視若己出，竭盡慈愛，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

貴為皇後的馮後，深深地理解文成帝為國操勞的艱辛，盡力為他排解各種煩悶與不快，特别在生活上給他以溫存體貼。每次文成帝出征、巡幸歸來，馮後都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的一路風塵。在馮後身邊，文成帝仿佛忘卻了朝廷上大臣的争鬥，忘記了柔然、劉宋于南北的威脅。總之，馮後與文成帝的後宮生活是美滿和諧的。然而，天不作美。馮後做皇後尚不到十年，這種偕鴛效鴦的生活就畫上了休止符。公元465年（和平六年）五月十一日，被譽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竟英年早逝，崩于平城皇宮的太華殿，年僅26歲。

這真如晴天一聲驚雷。喪夫之哀，令馮後痛不欲生，她一連幾日以淚洗面，嗚咽不止，既為丈夫離她早去而悲傷，更為自己命運多舛而哀痛。三日後，按照北魏的舊俗制度，焚燒文成帝生前的禦衣器物等——這種葬俗至今在中國北方的一些鄉村仍有遺存，謂之“燒三”，朝中百官和後宮嫔妃一起親臨現場哭泣哀吊。當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馮後突然身不由己地高聲悲叫着，撲向熊熊燃燒的大火。周圍的人都被她的舉動驚呆了，待回過神來，急忙沖上去從烈火中救出馮後。幸虧及時，馮後才未被燒死，但煙熏火烤，她早已不省人事。過了很久，她慢慢地睜開眼睛，周圍的人們方松了口氣。馮後幽幽地蘇醒過來，突然間似乎對生死之事頓悟了。自己生來如此坎坷多艱，或許正是冥冥之中神靈的安排。既然如此，何不咬咬牙挺過去。想到此，馮後就像換了一個人，悲傷的雙眼透出了一股堅毅的光芒。

恩威兼施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後第二天，年僅12歲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為獻文帝，馮後被尊為皇太後。獻文帝即位後，由于貪權狂傲的太原王車騎大将軍乙渾欺淩這孤兒寡婦，陰謀篡位，北魏中樞政治又面臨嚴重的危機。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間，乙渾三番五次地對安遠将軍吏部尚書賈秀說：“你應該要求朝廷給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号。”乙渾的僭越用心昭昭。賈秀卻說：“像我們這樣的庶姓哪配稱公主？我賈某甯願死在今朝，也不會自不量力，贻笑後世！”乙渾大怒，惡狠狠地罵道：“老奴官，真是不識相的東西！”侍中拓跋丕（後改為元丕）聽到這一消息，知道乙渾謀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馮太後立即進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計，下令拓跋丕、隴西王源賀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渾，鎮壓叛亂。很快，令朝野上下怨聲一片的乙渾便被捕殺，夷滅三族。平定乙渾之亂，穩定政治局勢，馮太後表現出果敢善斷的政治才幹。接着，她再露鋒芒，宣布由自己臨朝稱制，掌控朝政大權，以杜絕因皇帝年幼再發生朝廷遭奸臣憑淩的事情。

馮太後這次臨朝聽政，前後僅有十八個月的時間。她憑借多年宮中生活的閱曆和非凡的膽識，穩定了北魏動蕩的政局。

皇興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師平城的紫宮傳來了嬰兒的啼哭，原來是獻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個兒子——拓跋宏。馮太後喜得長孫，自然十分惬意。這一天，天氣清爽，她見拓跋宏長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暢。時隔不久，她就決定停止臨朝，不聽政事，由已經14歲、初為人父的獻文帝親政，轉而擔當起撫養皇孫拓跋宏的責任。

獻文帝親政以後，頗想有所作為，貶斥了不少馮太後寵重與信任的人，并試圖重用提拔一些對馮太後不滿的人，以結成自己的心腹。一開始，馮太後對獻文帝的所作所為雖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沒有立即發作。到了皇興四年（470年），馮太後再也忍無可忍了。事情是從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後，年輕的馮太後不耐守寡的孤寂與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數民族政權，這一時期的拓跋氏，在婚姻關系上尚保留着許多原始婚姻形态與遺風，男女之防不甚講究，貞節觀念更是淡薄，馮太後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選來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長得儀表堂堂，風流倜傥，兼之多才多藝，善解人意，因而深得馮太後寵愛，經常入侍宮中。皇興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長、尚書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發，主持審理此案的官員提示李牽連李敷兄弟。李欣為了自保平安，竟無端捏造、羅列李敷所謂不可告人的“隐罪”二三十條。

獻文帝借機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這年冬天，李弈與哥哥李敷、堂兄弟李顯德等人同時被殺。北魏騎馬武士陶俑李弈死後，馮太後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情人，心中極難平靜，據《北史·後妃傳》載，獻文帝誅李弈，“太後不得意”。後來，獻文帝又把李欣擢為尚書，參決國政，使馮太後更無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聲威與勢力逼迫獻文帝交出皇位。獻文帝本人雖則聰睿夙成，剛毅有斷，但生性喜好黃老（道）、浮屠（佛）之學，常常與朝中士大夫和沙門（僧人）一起高談玄理，也給人一種雅薄富貴、厭倦國政、不以天下事為意的印象。在馮太後的強大壓力下，獻文帝曾想傳位給素有時譽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聯合反對。無奈，他隻得在皇興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給不滿5歲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書·天象志三》所說：“上迫于太後，傳位太子。”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獻文帝自己則做了太上皇，這一年，他隻有18歲，恐怕是曆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宮的太上皇并沒有完全放棄手中的權力。不僅朝廷上重要的國務處理都要向他奏聞，他還屢屢頒布诏書行使大權，甚至親自率兵北征南讨。延興五年（475年）冬十月，已為太上皇的獻文帝在平城北郊對蠕蠕遣使朝獻貢物，舉行了大閱儀式。這一切，使馮太後越來越覺得，自己要再次出面執掌朝政，太上皇已經有礙手腳。就這樣，又一場宮廷事變悄悄引發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嚴，京師氣氛緊張，宮禁之中更是戒備森嚴。不久，太上皇應召前來晉谒馮太後，被伏兵一擁而上擒拿住，強行軟禁起來。随後，死于平城永安殿。一說馮太後殺害。

馮太後被尊為太皇太後，也就再度臨朝聽政，成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時的馮太後，已年過而立，無論才識、氣度還是政治經驗，都更加成熟了。

馮太後再掌朝綱，也面臨着新的挑戰。

獻文帝死後，政局又動蕩起來，不僅如此，官吏貪殘刻剝，民衆反叛屢起，也使北魏統治面臨潛在的威脅。為了北魏的長治久安，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馮太後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幹。

首先，馮太後對當初誣死李弈的李欣下了殺手，既給心上人報了仇，又除掉了一個人人痛恨的貪官，樹立了朝廷整頓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為貪贓被處極刑，長安鎮将陳提等被罰徙邊。一些為官清正廉潔者，則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賞賜。

為了大權獨攬，她還以謀叛罪誅殺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兒子和妻子也同時被殺。為了清除隐患，馮太後不惜大開殺戒，以緻因猜忌嫌疑被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不過，馮太後對那些明顯沒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撫籠絡。如獻文帝的親信任内三郎的婁提，曾因獻文帝被害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馮太後不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獎他的節義。有些心懷不滿的大臣被她的舉動所感服，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馮太後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還特别注意培養扶植一些賢能之士做親信，組成一個效忠她的領導核心。在這個領導集團中，有拓跋氏的貴族，也有漢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漢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寵幸之臣。

李弈被殺後，馮太後的私生活依舊毫無顧忌，不少健美強壯的男子成為其新寵。馮太後對其中的才幹之士，任以要職，委為心腹，這些人多成為她政治上的得力幫手和股肱之臣。

如自稱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傳承父業，精通天文蔔策之術，承明元年（476年）後，因姿貌偉麗得到馮太後寵幸，一下就被越級擢升為給事中。不久，又被拜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其後，王叡還曾勇退猛虎，保護了太後與孝文帝，因而更受親重。

另一位是隴西李沖。李沖雖然是因為器能優長得到重用，但因其風度不凡，姿貌豐美，也逐漸被馮太後看中，成了她的情夫。馮太後常常将一些珍寶禦物贈給他，素稱清貧的李沖，因而成為富室。馮太後臨朝時期，他以心腹之任盡職盡責，太和年間的許多改革措施，多有李沖參與謀劃。馮太後死後，李沖對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斷慎密，孝文帝也對他“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史稱“君臣之間，情義莫二”。

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遊明根、高闾等一時名士也都頗得委重。每當褒美王叡等人，馮太後也會對拓跋丕等一同表揚，以示無私。這些人，成了馮太後臨朝時期的心腹集團。

此外，馮太後還對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來供事宮中，經常生活在帝妃周圍，馮太後臨朝聽政，對其中有才幹者也引為親信。所以像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層小宦官得到提拔，一歲之中而進至王公。馮太後利用他們出入禁闱，預聞機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臨朝聽政的時期，并沒有發生宦官專權、脅迫朝廷的現象。這是因為馮太後雖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對其行為作了嚴格的限制。《魏書·皇後列傳》稱：“（馮）太後性嚴明，對閹官雖假以恩信，待以親寵，決不放縱自流。左右之人雖有纖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責，多者至百餘，少亦數十。不過太後生性寬豁仁裕，不計前嫌，事後仍待之如初，有的還因此更加富貴。正因如此，人人懷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由于培植起一個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團，馮太後的臨朝專政取得了成功，所謂“事無巨細，一禀于太後，太後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内外”。而尤為令人稱道之處在于，馮太後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鋼鐵般的手腕，縱橫捭阖，排除幹擾，對北魏的政治、經濟和風俗習慣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太和新制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曆史上把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改革稱為“太和改制”。由于舊史的記載，人們往往在習慣上把這一功勞歸于孝文帝，甚至徑直稱為“孝文帝改革”，而忽視了馮太後的實際作用。其實，在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之前，馮太後一直臨朝聽政，作為北魏的實際執政者，她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翻開史籍，馮太後勇于改革的蓬勃英姿便會展當今後世讀者面前。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其深遠的曆史影響，正說明馮太後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自從拓跋珪開國，北魏政權各級官吏皆無俸祿，平日都要依賴貪污、掠奪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賞來獲取财富。這在北魏初建之時，作為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采取這種方式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當北魏政權逐漸在中原地區确立統治地位，這種以掠奪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給北魏政治帶來嚴重的問題。特别是随着戰事的減少，戰時掠奪的機會有限，各級官吏為了滿足私欲，便毫無顧忌地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導緻北魏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統治的危機。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從文成帝時就曾數次下诏禁貪，獻文帝時也作了嚴格規定，并有人提出了給官吏班祿的建議，可惜并未能實施。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六月，在馮太後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诏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鬥，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祿的等次。俸祿确定之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此法的實施，對普通百姓雖有“一時之煩”，但終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為代表的鮮卑貴族的反對，他奏求停行班祿，依舊斷祿。馮太後召令群臣讨論。中書監高闾奉表駁論說：“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君班其俸，臣受其祿，自堯舜以來斯道未改。二聖（馮太後與孝文帝）稽準舊式典章，行班祿俸，苛慝不生，上下無怨，止貪殘之心，勸竭效為國之誠。若不班祿，則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這簡單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議，不亦謬乎！”高闾的話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遠見的官僚的意見，而且也符合馮太後的心思。于是，馮太後下诏依從高闾所議，仍舊實行班祿。

為了切實貫徹俸祿制，馮太後還派使者分巡各地，糾舉食祿之外犯贓者。太和八年九月間，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四十餘人。經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觀，貪贓受賄者也大有收斂。班祿的實施，為馮太後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次年十月，馮太後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從而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于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勞動人口和征稅對象，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這一制度，使北魏落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的經濟結構過渡，同時為經濟結構的靈活運轉補充了新鮮血液。均田令的頒布實施标志着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這一制度曆經北齊、北周，到隋唐約三百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馮太後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對北魏曆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産。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馮太後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了“三長制”。

自西晉滅亡後，居于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北魏建立後，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制。在這一制度之下，戶口隐匿現象十分嚴重。政府征收戶調時，隻能依據戶籍上登記的戶口，但實際上往往三五十家為一戶，千人百口共為一籍，而當時實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戶的自耕農民同這種實際上有衆多蔭附人口的宗主戶等量齊觀的。這樣一來，勢必造成國家賦役征發在數額、輕重方面的不均，影響國家的财政收入。為了把豪強隐匿的勞動人口編入國家戶籍，既增加政府編戶，又抑制豪強勢力，大臣李沖提出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三長制”即按照漢族的什伍裡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裡，五裡為一黨，鄰、裡、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産，維護治安。任三長者，可優複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馮太後見到李沖的奏疏，贊不絕口，便召集公卿讨論。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對，認為此事實難推行，鄭義還以退為進，對馮太後說：“太後倘若不信，就隻管試行，事敗之後，當知臣等所言不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聳聽：“若改行此法，恐生擾亂，三長之制，不可執行。”太尉拓跋丕卻極力贊同，他說：“太後陛下，臣以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時正當農忙季節，猝然改制，新舊未分，恐百姓因生勞怨，不如過了秋收，到冬閑時節再慢慢動手為宜。李沖不同意這樣的意見，他說：“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親受其益，使他們明白改制的目的，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時機。”馮太後見衆人莫衷一是，意見很難統一，便将手一揮，止住了衆人的争論。她用眼光掃視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斬釘截鐵地宣布：“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庇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來，又有何不可？”群臣見她已是胸有成竹，就連那些持有異議者也都閉口緘默、俯首聽命了。在馮太後的大力支持下，李沖的建議得以付諸實施。這樣，北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地方基層組織，既便利清查蔭附戶口，又确定了課征賦稅的統一準則，防止那些企圖逃避賦役者再鑽空子，從而削弱了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國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馮太後采取的這些重大改革措施，對于促進北魏由鮮卑族落後的生産方式向漢族先進的封建生産方式的過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外，為了使鮮卑族逐漸适應漢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禮儀制度，馮太後大興教育，尊崇儒法，禁斷蔔筮、谶緯之學，從而開始了鮮卑族的漢化過程。這一點，又為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大規模的漢化措施打下了基礎，清除了障礙。

慈育孝文

馮太後在進行全面改革的實踐中，并沒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盡可能讓他參與，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鍛煉。正是由于馮太後的悉心培養，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來，而且能夠繼承馮太後的改革事業，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這恰恰也是馮太後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成功之處。

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聰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材。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在孝文帝還隻有4歲的時候，他就能為患癰瘡的父皇獻文帝吮吸膿血，以減輕父親的病痛。他5歲接受父皇禅位，小小年紀竟悲痛不已，獻文帝不知所以，他卻言道：“我接替至親，内心的悲切無法表達。我心中是不願見到父皇離去呀！”馮太後感覺孝文帝過于聰慧，擔心日後對自己不利，便想要廢掉他。馮太後甚至曾經在寒冬臘月北風呼号之時，把隻穿單衣的孝文帝關到一間小屋裡，三天沒給飯吃。多虧了拓跋丕、穆泰和李沖等朝廷重臣的勸阻，她才改變了主意。後來，有宦官對馮太後搬弄是非，谮說孝文帝的壞話，馮太後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頓。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辯。他對祖母太皇太後，沒有絲毫的怨言與不滿。也許是馮太後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也許是從未生養的馮太後對自己親自撫養長大的孝文帝動了恻隐之心，此後她對孝文帝再也沒有動過火氣，而是以一個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養、訓導這位雅有至性的皇孫。同樣，孝文帝也逐漸感到祖母皇太後是那樣的和藹可親，并且也為她臨朝時那鋼鐵般的性格和無所畏懼的氣度所威懾，對她産生了深深的敬佩與仰賴。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漸成為馮太後得意的事業繼承人。

由于馮太後的親自教育與監督，孝文帝手不釋卷，刻苦讀書，日複一日，孜孜以求，不僅對儒家經典的精奧谙熟于心，而且史傳百家，也無不涉獵，成了一位頗有才學的皇帝。據說他的詩賦文章皆即興而作，立筆而就，即使有時因事情緊急，騎在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筆之風度。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萬國。從這年開始，馮太後有意讓他參與朝廷事務，培養他的政治才幹，有關的诏敕冊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當然，孝文帝的行動并沒有超越馮太後允許的界限，所謂“優遊恭己，玄覽獨得，著不自言”，從不過多發表意見，更談不上大事參決。此時的孝文帝還不可能擺脫馮太後而獨當一面。

馮太後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長大，親自作了《勸戒歌》三百餘章和《皇诰》十八篇，作為他學習的指南和行為準則，從思想上向他灌輸治理天下的原則，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時，馮太後還特别注意言傳身教，以身作則，現身說法地對孝文帝進行教育和示範。

馮太後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厲行節約。臨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鷹師曹，禁止各地上貢鷹之類的傷生鸷鳥。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沒有花紋裝飾的絲織品），從沒有錦繡華麗的裝飾。至于膳食，她臨朝以後，也改變了原來宮廷之中食不厭精、脍不厭細、花樣繁多的舊制。平日，她在一種寬僅幾尺的幾案上就餐，使原來的食譜減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絕了奢侈、鋪張。在馮太後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養成了節儉樸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騎的鞍辔是鐵木做的，并無金雕玉镂。對此，馮太後極表贊賞。除了平日聽政、臨朝，馮太後還經常外出巡視。每到這時，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帶在身邊，以便讓他随時随地得到磨煉。

馮太後在政治上無疑是個鐵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瑣事上卻表現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她身體不舒服，服用庵闾子（一種中草藥），主事的廚子卻稀裡糊塗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沒有發現粥中竟有一支數寸長的蝘蜓（類似壁虎的爬行動物，俗稱石龍子）。馮太後正要張嘴吃時，用湯匙輕輕一攪挑了出來。在一旁奉侍太後的孝文帝見此情狀，很是惱火，狠狠地将那廚子大罵了一通，并準備處以嚴刑。馮太後卻笑着擺擺手，把早已吓得體如篩糠的廚子釋放了。孝文帝對此感觸很深，很多年後，他也沒有忘記。

到他親政後，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一次是廚師在進食時不慎将熱湯撒了，燙傷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飯時，也發現碗中有飛蟲之類的東西。孝文帝既沒有對廚師發火，也沒有怪罪于人，隻是和馮太後當年一樣，一笑了之。

馮太後在孝文帝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也赢得了孝文帝對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馮太後帶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國使者、諸方渠帥行幸方山，在靈泉池大擺酒筵，馮太後令衆人各自表演當地舞樂以助酒興。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見狀也紛紛起身，舉杯為馮太後上壽。馮太後見狀，心中大樂，情不自禁地随着節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開歌喉相和，并向馮太後再拜上壽。一時間，酒筵之上，歌舞四起，與太後和歌高唱者達九十餘人，一派祥和、歡快的氣氛。

馮太後不僅在政治上全力培養孝文帝，而且也非常關心他的婚姻和日常生活。也許是出于使馮氏家族世代貴寵的私心，或許是她不放心讓别人家的女兒來到宮裡，馮太後特意把同胞長兄馮熙的三個女兒納入宮裡。後來，孝文帝先後将兩女立為皇後——史書上一稱馮廢後，一稱馮幽後。

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九月，49歲的馮太後死于平城皇宮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後。她臨終時，曾降遺旨，并書之金冊，安排了自己的後事。遺旨說：她死後，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務行儉約，其幽房設施、棺椁修造，不必勞費。陵内不設明器，至于素帳、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馮太後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進，毀慕哀悼。對太後的陵墓規格，盡管高闾、遊明根等鴻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後金冊遺旨辦，孝文帝仍堅持将墳陵拓寬六十步，實際上這是對國君的葬禮規格。

當年十月，馮太後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選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大同北），沒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謹，在永固陵東北約一裡處，為自己營造了壽宮，準備死後也埋葬在這裡，永伴撫養自己成長的祖母太皇太後，以體慰她陰間的孤獨。後因孝文帝遷都洛陽，全面實行漢化——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将洛陽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虛宮後來僅号為“萬年堂”。盡管如此，改革大業後繼有人，并能在以後的歲月裡發揚光大，已足以使馮氏瞑目黃泉了。

突出政績

一是實行官員俸祿制。自從拓跋珪開國，北魏政權各級官吏皆無俸祿，平日都要依賴貪污、掠奪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賞來獲取财富。這在北魏初建之時，作為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采取這種方式不足為奇。但當北魏政權逐漸在中原地區确立統治地位，這種以掠奪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給北魏政治帶來嚴重的問題。特别是随着戰事的減少，戰時掠奪的機會有限，各級官吏為了滿足私欲，便毫無顧忌地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導緻北魏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統治的危機。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從文成帝時朝廷就曾數次下诏禁貪，獻文帝時也做了嚴格規定，并有人提出了給官吏班祿的建議，可惜并未能實施。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馮太後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诏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鬥，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祿的等次。

為了切實貫徹俸祿制，馮太後還派使者分巡各地，糾舉食祿之外的犯贓者。太和八年九月間，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40餘人。經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觀，貪贓受賄者也大大收斂。

二是均田制。太和九年十月，馮太後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從而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均田制度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于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勞動人口和征稅對象，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這一制度，使北魏落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的經濟結構過渡，同時為新經濟結構的靈活運轉補充了新鮮血液。均田令的頒布實施标志着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這一制度曆經北齊、北周，到隋唐約300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顯然，馮太後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對北魏曆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産。

三是三長制。太和十年（486年），馮太後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三長制”。自西晉滅亡後，居于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北魏建立後，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制。在這一制度之下，戶口隐匿現象十分嚴重。為了把豪強隐匿的勞動人口編入國家戶籍，既增加政府編戶，又抑制豪強勢力，大臣李沖提出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三長制”即按照漢族的什伍裡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裡，五裡為一黨，鄰、裡、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産，維護治安。任三長者，可優複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馮太後沖破層層阻攔，全力支持李沖的建議。這樣，北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地方基層組織，既便利清查蔭附戶口，又确定了課征賦稅的統一準則，防止那些企圖逃避賦役者再鑽空子，從而削弱了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國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史書紀實

文成文明皇後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後生于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後遂入宮。世祖左昭儀，後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後。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禦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号泣而臨之。後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

顯祖即位，尊為皇太後。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二，居于諒，太後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後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後行不正，内寵李弈，顯祖因事誅之，太後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後為之也。

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後，複臨朝聽政。太後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诏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曆，仰恃慈明，緝甯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鸷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後經始靈塔。”于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報德佛寺。太後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營建壽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終為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後功德。太後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後立文宣王廟于長安，又立思燕佛圖于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後又制，内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缌麻，皆受複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禦缦缯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于故事十分之八。太後嘗以體不安，服菴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後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将加極罰，太後笑而釋之。

自太後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禀于太後。太後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内外。故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數年便為宰輔，賞赉财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诏。李沖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赉，不可勝數。後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太後外禮民望元丕、遊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後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

十四年，崩于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谥曰文明太皇太後。

──《魏書》卷十三《文明皇後馮氏傳》

曆史評價

馮太後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女政治家，主持北魏政權多年，其團隊中主要是中書學畢業的士族大地主，對北魏國家封建化有一定作用。

但當今評價有很多失誤，這裡需要一一指正。

第一，北魏百官原無俸祿，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魏孝文帝定每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鬥，充百官俸祿。稱為“班祿”。班祿以後，貪贓滿一匹者處死。規定地方守宰任期按“治績”好壞為定，不拘年限。有人說這是馮太後的主意，其實不是。魏孝文帝的生父對貪腐相當反感，在位時曾下令“貪贓滿一匹者處死”。此項政績怎麼算到馮太後頭上？

第二，太和九年孝文帝采納李安世建議，實行均田制，使農民附著于土地，勞力得以利用，荒田得以墾辟。北魏原來沒有戶籍制度，由宗主管理戶口，稱宗主督護制。因此宗主廕庇人口甚多，往往三五十家合為一戶。在九品混通制之下，賦役負擔不勻，政府收入也受影響。這項政策馮太後從頭到尾沒有發表過看法，也算到她頭上。

第三，公元485或486年（太和九年或十年）初，李沖建議，仿古制立黨、裡、鄰三長，用以代替宗主督護的統治（見三長制）。定民戶籍，按戶徵發調役，當時反對李沖建議者很多，主要是漢族大地主。馮太後這時站了出來，支持三長。她認為立三長則廕庇的戶口可以檢出，課調可有常準，可以實行。

影響深遠的北魏太和改革，是北魏政府群體智慧的結果。無論算到馮太後頭上，還是孝文帝頭上，都是貪天之功，不符實際。隻能說，馮太後加入北魏管理層多年，以個人智慧實現了北魏兩代人的順利交接，沒功勞，也有苦勞。

後世評說

中國的曆史是一部漫長的曆史，是一部中華文明的發展史，是一部偉大的曆史。但在發展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有過許許多多曲折。最為嚴重的曲折，要算是兩晉南北朝這個時期了。在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後，數以百萬計的北方少數民族紛紛湧入中原，無數的北方漢人卻遷到了南方，中華大地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史稱五胡亂華。在這一時期内，全國出現了30多個大小不同的割據政權，前後建立了16個國家，史稱16國。他們你唱罷來我登場，刀光劍影，你争我奪，烽煙處處，戰争連年，土地大量荒蕪，人口急劇下降，文明崩潰，黃河流域跌入了血海深淵。

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黑暗，最痛苦的時期。其後東晉王朝大臣劉裕篡奪東晉皇權，在南方稱帝建立劉宋王朝，名為南朝。北方的拓撥鮮卑稱帝，建都平城，消滅周圍的割據政權，統一黃河流域，名為北朝。這便是中國曆史上的南北朝。混戰中各種階級關系和民族關系重新組合，南方的氏族門閥興起，北方異族的剝削壓榨，人民痛苦不堪，求生存反壓廹的義旗紛舉，社會仍然動蕩不安。到公元465年，北魏的第四代皇帝文成帝去世後，其子獻文帝繼位後，不久禅位于5歲的孝文帝。其間的20多年裡，文成帝的皇後馮太後兩朝臨朝稱制，威攝天下，維新易度，推行漢化政策，大刀闊斧地改革朝政，來收拾了“五胡十六國”造成的時局動蕩，民生凋弊，血與火相互交織的亂局。

在中國曆史上，影響國計民生至關重要是土地，她首先從土地入手，解除遊牧民族圈占良田作牧場的禁田，令流離失所的農民回歸本土，讓牧民改牧從農适應漢族的生活。接着便整饬治，班發俸祿，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又建立三長，改革稅賦，修訂律令，嚴明賞罰。伴随着這些改革的同時，她下令興修水利，鹽鐵官營；開放關津之禁，振興貿易；去奢從儉，省汰宮婢。以及崇儒崇孔，大興學校，維新文教，和尊周禮，斷胡俗，昌明禮樂等等。通過這一系列的改革，國内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安定，人口大增，創造了北魏王朝的鼎盛時期；也促進各民族相互融合，不隻消除了戰亂危機，也使中華民族增添了新的因子和勃勃生機，為隋唐大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是我國曆史上最傑出的女性，和功勲卓著的改革家，可稱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塊裡程碑。

但中國的性别岐視由來已久，史學家們對她很不公正，洋洋數百萬言的《魏書》、《北史》，對她功績記載很少，不是把她的名隐去，将功績加在小皇帝頭上，就是采取分散法，分散她的政績。有時不得不重寫幾筆，也是毀譽參半。更有甚者，說她殘忍、淫蕩。翻開中國的曆史，哪一個皇帝不是血腥撲面？隻要君臨天下，君主專政，就要殺人，就很殘忍，她自然也不例外。男人做了皇帝可三宮六院七二妃，似乎名正言順，理所當然，輪到女性，就成為不可饒恕的罪狀。評論一代帝王的功過是非，應以其在國計民生中的作為和百姓的生存狀态為準則，絕不能以性别來衡量。馮太後解除禁田，打擊豪強地主，均田改賦，國富民強，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曆史上哪一代皇帝能有如此壯舉？她第一次臨朝稱制時，獻文帝12歲，第二次臨朝稱制，孝文帝隻有5歲，都是個孩子何以執政？把功勞計在他們頭上，豈不荒謬？至于說她淫蕩、殘忍，那是史學界慣的偏見，和用言詞，更不值一提。

性别岐視給她造成不白之冤，讓她在曆史灰塵中埋沒了千餘年。以至近代女權運動興起，有不少關于寫她的作品問世，有戲劇，有小說，也有傳記。盡管這些作品都力求宣揚她的功績，為她正名。但因資料所限，都寫了宮廷鬥争，涉及改革很少，讓人感到力不從心。

馮太後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她祖父是北燕的皇帝，父親是北魏的降臣，她生于長安，八歲入宮，她一生奮鬥在平城，即大同這塊土地上，死後葬在大同方山，她是地地道道的大同人。作為世世代代今天生活在大同人，說不定血管還流着鮮卑人和漢人融合的血，很有必要詳細弄清她的曆史功績。于是我拂去曆史的塵埃，翻閱着曆史資料，研究着當時的政治狀況、人物關系，和宮廷鬥争，是鮮卑人的“子貴母死”制度，使她撫育太子，尊為太後，而又臨朝稱。改革使她付出一生的心血，也成就了她的大業。但史書記載極其簡單，班祿、均田、建立三長，是史家莫不稱贊的“太和改制”，《魏書》所載卻不足千字，解除禁田文字更少，這就給她蒙上了曆史迷霧，任人随意評說。

在涉獵大量的史料中，深感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曆史，也是一部土地的變動史。從井田制開始，到後來的土地分配和占有，無不關乎着曆朝曆代興衰和各個王朝的命運。當時遊牧為業的鮮卑人進入中原，到處劃禁田為牧場，緻使大批百姓流離失所，饑民遍地；豪強大戶占有大量土地，便修築塢壁自衛，形成千人共籍，百戶一家的地方割據勢力，不隻隐丁漏口，逃瞞稅賦，更嚴重地影響着中央集權的統一。這便是她推行漢化的來龍去脈，和改革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