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易服:清朝初期的政策-中文百科频道

事件背景

满汉衣冠

汉族衣冠

明朝衣冠

汉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满族服发

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代满族成年男子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主要是便于山林中骑射。满族人认为发辫是真魂栖息之所，视为生命之本，在战场上阵亡的八旗将士，必将发辫带回故里，隆重埋葬，称“捎小辫”或“金钱鼠尾”。关外满族人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服的特点是厂襟、马蹄袖，前后开叉等。

直接原因

满化汉族

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满洲贵族和重要官员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和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前代少数民族政权中，前期基本上都是抵制汉化，保持本民族风俗，所以强盛。但后继者往往羡慕汉文化，而进行汉化改革或者自上而下提倡汉俗，导致数世而亡。乾隆帝曾说：“北魏、辽、金、元凡必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佑，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为了保护满族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禁止本民族汉化的同时，通过强制手段要求汉民族移风易俗，剃发易服，就是手段之一。

民族习惯

满族人在刚入关时只有十余万八旗军，在辽东、辽西的满族人迁入关内后，也只有五十多万人口，并很快随着战争和“圈地令”的下达而散往中原、南方各地，而各地的汉人（还有西南地区的苗人）人口在5000万以上，这对实行“投充法”，“逃人法”等暴政的清朝政权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剃发易服”就是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强迫关内各族人民剃成满洲发式，使得人难以辨别之，达到其他民族不知道本地有多少通过“圈地”、“投充”的满族人。

清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之后，让汉人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归顺标志

宋代期间金朝人高压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顺治帝

早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发之荼，满洲建国时期，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如天聪五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清军入关后继续推行这个政策。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有些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十日谕旨，意思是允许百姓保留旧时发型。

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衮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同年七月，又下令“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政局不稳。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

服发标准

发饰标准

外文文献中的金钱鼠尾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

《清稗类钞》之“容止类”、“发作金钱式”条云：“董志学为江西巡按，按部吉安，饬守令礼请缙绅子弟及举贡监生饮宴。酒酣，起而言曰：‘当朝重剃发，式当如金钱，请脱帽验之。’因尽去其帽，则皆略去鬓发，余顶结如故，惟一人如式，得放出，余悉系之于狱。”

《清稗类钞》“三圣不剃发”云：“满俗剃发，自世祖入关定鼎，汉人亦遵行之，有不从者，辄置重典。然热河行宫所藏世祖、圣祖、世宗三代御容皆不剃发，诚可异矣。”

《榕城纪闻》云：“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纪程图记》载：“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海外散人著《榕城纪闻》：“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清中叶后，出现了留发越来越多的趋势，如日本《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其中蓄发部分从清初的一个铜钱大增加到了四五个铜钱大，但仍然远少于清末及清装剧留半头的发型。

根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写实画稿，可知迟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时，清朝所留头发仍然极细极少，与现今清装戏中的发型不同。

服饰标准

清廷在顺治九年（1652年）确立官服的最终标准，见于《服色肩舆永例》。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

满族服饰特点：满族男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女性旗袍下摆至小腿，有绣花卉纹饰。男性旗袍下摆及踝，无纹饰。20世纪40年代后，受国内外新式服饰新潮的冲击，满族男性旗袍已废弃，女性旗袍由宽袖变窄袖，直筒变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长及踝。

事件经过

关外时期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辽阳，“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

天启二年（1622年），后金攻下辽阳，“生擒御史张铨，其余官民皆剃发降”。不久辽东各地大小城池尽入金人手中，“官民皆剃发降”。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攻至汉儿庄城外，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民剃发出降”。同年，金军进攻遵化，明中军臧调元被擒投降，“遂令剃发”。

崇祯三年（1630年），后金军降沙河驿，“招降城中人，皆令剃发”。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并且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三年，（1638年）；“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大顺兵入北京，中国东北兴起的清朝在明朝降将吴三桂协助下占领地区，而后对其他民族强制实行剃发措施，摄政王多尔衮鉴于全国局势尚未明朗，暂缓汉人剃发。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平定南京，清廷遂下定决心，相继颁布了“剃发令”和“易服令”。

顺治二年（1645年）6月28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剃发成了绝对命令。

上书剃发

顺治时,朝廷仪节尚未成规制。上朝时,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互不掺和,满臣身着满服,汉臣皆着明朝官服,彼此相安无事。孙之獬为讨清廷欢心,有意打破这个“潜规则”。一日上朝时,众人发现他剃发留辫,改穿满族官服,还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

随后,他竟自然地退到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眼高于天,哪能容忍既是下属又是汉臣的孙之獬与他们同班?遂将他逐出。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回撤汉班。汉臣恨他趋炎附势,逢迎求宠,一个个紧挨着,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不堪。

恼羞成怒的孙之獬在退朝后,回家又疾书奏折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多尔衮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间，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强行推广

清朝入关之前，为了易于辨识顺逆，便已强迫异己剃发易服。如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薙发”；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即规定了官民帽顶制度；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规定了服色制度；明崇祯九年（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清朝入关前的剃发政策，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剃发政策。

剃发之后的王时敏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在一片石打败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山海关，即令城内军民薙发。即入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一日，摄政王多尔衮率兵过通州，知州投降，多尔衮“谕令薙发”。五月初二，多尔衮进北京，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正式下达剃发令和易服令。此后数日又多次颁布命令，要求华夏关内各民族薙发易服作为效忠的标志。此令引起汉人极大的反抗，如京东三河民众就起事反对剃发。多尔衮随即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暂缓薙发易服令。迫使清朝统治者暂缓剃发衣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下未定，抵抗者众多，南明政权仍在，故而暂时妥协。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进军江南，占领弘光政权首都金陵，统治初步巩固，多尔衮于五月二十九日重颁薙发令。六月初五日，多尔衮给江南前线总指挥多铎下达指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要求在江南推行剃发令。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军民剃发。下令各地限公文到达的十日内完成剃发，违令者死。地方官员如果上奏反对，“杀无赦”。六月，多尔衮颁布薙发令时，对于人们的衣帽装束，也要求更换，但未严令实施期限，“许从容更易”。然而没过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时，又下谕“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康熙六年（1667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其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他并且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

镇压事件

江阴八十一日：又名：江阴九九之祸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剃发令，在江阴典史等人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之后仅53人幸存。

嘉定三屠：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发斗争颇为激烈。分别于同年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关于大屠杀的文献记载：

后金（清）文献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记载：“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

《爝火录》卷四：“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顺治二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清朝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 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城破，悉遭屠戮”。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

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的记载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

《研堂见闻杂记罚》：“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徐世溥《江变纪略》：（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

《祭共冢文》：（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

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南雄大屠杀）“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

《嘉定乙酉纪事》：（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军“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

《海角遗编》：（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

事件结果

汉族包括除满族外其他民族为了文明和自由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清朝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即与“剃发易服”有关。“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陈名夏曾说过：“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最后由于多个原因反而加速了满人的汉化。

史料记载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将良骐《东华录》卷五“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

鲁迅《呐喊》：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薙发令’圣旨，谁要敢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剃发匠人被命令游行于市，见蓄发者，不问青红皂白，按住脑袋就剃，稍有反抗，即杀之。”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陈确：“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杜车别《明末清初清朝屠杀人口总数之初步考察》：整个明末清初（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康熙二十年）死于清朝屠杀的总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两亿以上。（明末人口总量在三亿到四亿）

张怡《搜闻续笔》：“清朝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朝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

清初《榕城纪闻》：“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朝鲜李㴭《燕途纪行》：“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汉族朝代——引者注）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朝鲜闵镇远《燕行录》：“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

朝鲜李坤《燕行纪事》：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

历史影响

辛亥剪辫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下剪辫子令。许金城在《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剪除辫子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

中国人恢复长衫、对襟褂子、大襟衫、旗袍等新式的中国服饰。

遗留问题

尽“剃发易服”政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清代风格的服饰早已深入人心，旗袍、唐装等满族或满族元素甚至“走向世界”，被认为是中国服饰的象征。

剃发风俗

中国许多地区至今流传着“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的习俗，据传与剃发有关：“死舅”其实是“思旧”，思念旧国明朝，以此习俗作为抵抗清朝政策的一种形式。经常称之为剃头。

争议

发型演变时间和特点

清初t以剃发为治国之策，自辽东地区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抗至清入关后的无数次反剃发斗争，成千上万的汉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此时的蓄发部位已悄然无声地逐步由脑后移到了头顶，但仍可称金钱鼠尾式。

中叶t经过清初大屠杀以后，发式约自嘉庆初年起有所变化。头顶蓄发数量明显增加。胡须亦从只留上唇左右几根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

后期t即嘉庆以后男子的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

清末t在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掀起的革命斗争中，把剪辫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开始，到清朝灭亡之时，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

发饰争论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影视作品中的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俗称金钱鼠尾。

质疑观点

剃发易服

网上传闻清初剃发有“金钱鼠尾”之说，当时的确这一词“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是袁彭年湖北公安县人袁彭年（崇祯七年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后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任广东学政署布政使）起草告示。

金时女真人“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後，耳垂金环，留脑後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

《大金国志》：“辫发垂肩，与契丹异（契丹皆削顶重发），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

2006年5月，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某施工现场意外挖掘出一具清代龙袍干尸。棺头上所载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拙吾黄公之灵柩。干尸的身份为清康熙时期的“中宪大夫黄拙吾”清代发式为前面坤发，后面辫子，而干尸的这种“发髻”发式与清规“剃发令”不符，经过专家考证，黄拙吾死后其家人将其发辫挽成发髻，依然保持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

正方观点

CCTV曾解释（中宪大夫黄拙吾）：干尸是明朝遗民，还穿龙袍，本来就很蹊跷。如果以这个干尸来否认金钱鼠尾，岂不是还可以否认清朝的辫子吗？因为这具干尸是明朝汉人的束发，不是辫子。

海外观点

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纪实画稿证明，乾隆时期还是金钱鼠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中译本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朝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