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

科目簡介

語文

一般指到了高中後，分文理科時選擇的科目。（狹義上）

語文（Chinese），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門重要學科，是人們相互交流思想的漢文及漢語工具。它既是語言文字規範的實用工具，又是文化藝術，同時也是用來積累和開拓精神财富的一門學問。

語文是進行表述、記錄、傳遞口頭或書面信息的文字言詞的物質存在形式；語文是描述事實、引證思維、陳述思想、表達意志、抒發情懷、及改造事物和思想的信息定位的一種意識存在内容。

在我國台灣省該科目被稱為“國文”(或者叫“國語”)而不是“語文”。

語文是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的簡稱。

曆史

曆史（History），或簡稱史，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诠釋和研究。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過去，作為未來行事的參考依據，與倫理、哲學和藝術同屬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曆史的第二個含義，即對過去事件的記錄和研究，又稱為“曆史學”，或簡稱“史學”。隸屬于曆史學或與其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年代學、編纂學、家譜學、古文字學、計量曆史學、考古學、社會學和新聞學等，參見曆史學。記錄和研究曆史的人稱為曆史學家，簡稱“史學家”，中國古代稱為史官。記錄曆史的書籍稱為史書，如《史記》《漢書》等，粗分為“官修”與“民載”兩類。

政治

政治學（Politics）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在西方，政治學在學術領域裡的研究也被稱為政治研究、或隻有政治兩字。政治學意味着在學術上的研究領域，政治研究則代表了更廣泛的研究領域。

地理

地理學（Geography）是一門古老的研究課題，曾被稱為科學之母。主要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特征、結構、格局、過程、地域分異與人地關系等，是一門複雜學科體系的總稱。

英語

英語（English）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之一，也是事實上的國際交流語言。英語屬于印歐語系中日耳曼語族下的西日耳曼語支，并通過英國的殖民活動傳播到世界各地。由于在曆史上曾和多種民族語言接觸，它的詞彙從一元變為多元，語法從“多屈折”變為“少屈折”，語音也發生了規律性的變化。根據以英語作為母語的人數計算，英語可能是世界上第三大語言，但它是世界上最廣泛的第二語言。世界上60%以上的信件是用英語書寫的，上兩個世紀英國和美國在文化、經濟、軍事、政治和科學上的領先地位使得英語成為一種準國際語言。

分類

文科分為 人文科學（humane studies）與 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是研究人類 文化遺産的，其經典學科是 文學、 曆史學、 哲學；“史”包括 曆史、 考古等；哲學是講究方法的， 美學、 藝術學等都屬于 哲學範疇。

社會科學是研究 社會發展、社會問題、社會規律的，是 法學、 教育學、 經濟學、 管理學4個學科門類的統稱，共有19個學科大類（一級學科），120個本科目錄内專業（二級學科）。2004年，設立社會科學本科專業的大學共有597所。社會科學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人類社會的科學。它研究的 對象是人類社會。

大學文科設置有：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哲學，曆史學，文學，藝術學，外國語言與文學，新聞傳播學， 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管理學，教育學等等。

中學文科設置有：1.主科：語文、數學、英語、政治、曆史、地理（地理有文科部分，也有理科部分，屬于文理兼科。自然地理内容屬于理科。）；2.其他：美術鑒賞、音樂鑒賞、 舞蹈鑒賞、體育實踐。

學術

一、什麼是文科學術

中國文科許多學者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一個問題：中國文科幾乎一切都是被西方決定的，連基本詞語都來自西方，中國文科學術界幾乎沒人希望這種現狀繼續延續下去，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這個趨勢還依舊甚至在加強？如何才能夠改變這一切，依靠回到傳統有用嗎？到底用漢語表達的思想學術未來在世界思想學術上會有什麼樣的作用與位置？中國文科學者未來是與西方等國家的學者們共同創造的普世的學術、思想、文化而參與實現中華的創新崛起，還是牢固保守自己的固有過去傳統(或者特色)，才能夠在未來的多元文化中占一席之地？當然，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讨論什麼是文科學術。

在文科特别是社會科學全面科學化、已經發展了很長時間的現代，許多想法和毫無學術基礎的思想已經不過是胡言亂語或者重複前人。思想必須具有起碼的學術基礎，那麼，與相互區别的、在中國具有無人能夠質疑的理性客觀權威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相比，什麼是文科學術和研究？

所謂學術，一是“學”，即學問，研究所得到的必須是真實的知識。以求真為目的學術研究對應的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二是“術”，即發現能夠有效良好地完成任務、達到目标等的實用辦法甚至一整套方法，所對應的是工程技術。此外，一項文科基礎研究做得是否真實、富于創造性，對此進行評論與自然科學方面相同，也是做學術研究。

工程師們造一座橋，設計、施工、質量、技術運用等許多具體事務方面是否達到預期目的，這是工程師們、管理人員評價讨論的問題，一項在社會上國家内被應用的具體辦法（如執政措施等）是以及将會是卓有成效還是有效、無效甚至是導緻了與目的相反的結果，這些評論也屬于客觀的學術研究，文科更不例外。

造一座大橋，具體瑣碎的工程事務一般不出工程質量事故沒什麼人關心，但與工程技術所不同的是，政府等組織推行與許多人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各項執政措施、包括預先公布的方案等，牽涉許多人的切身利害，不但存在有效、無效的研究評價，還包括是否應當這樣做，能否這樣做等的評價，還有是否自由、專制、公平、平等等方面的真實描述與評價，還有總的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的評價（這就是價值觀、道德的評價，實際上，價值觀大多是個人應當不應當做某件事情，指導人們應當如何做各種事情的律條或理論）。當然，這種評論與價值研究也是學術的。

在清楚真實情況的前提下才能夠找到良好的實用解決辦法（也有了解部分真實情況就碰巧或找到良好的實用解決辦法的），辦法實施以後，清楚了實際結果情況才能夠清楚實際收效（當然，也有準确預見實際收效的情況），清楚實際收效的情況下才能夠對執政措施情況進行評價包括“善”、“惡”的道德評判；因此，“追求真知”在程序上先于“提出實用辦法”和收效評價、道德評判，在認識的重要性上，也是“真知”高于“提出實用辦法”和收效評價、價值評判。即客觀的考察比倫理的評判在程序上優先，也在重要性上優先。客觀認識優先于價值判斷。

“知”，而後有“術”，“行”，而後有結果，有“善”、“惡”評判。先有真實的認識（或知識），後有良好倫理。如果沒有清楚真實情況就進行價值評判（道德評判），那就非常容易出現錯誤。倫理體系必定是建立于認識體系之上的，惟有先進的認識體系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先進的倫理體系，中國儒家學說的倫理體系之所以在遇到西方後就明顯表現得落後并不可避免地衰敗滅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認識體系的全面落後。

有了真知，清楚全面地知道了個人行為、政府政策等的真實結果，價值評判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牽涉自身利害沖突者不可能得到一緻的價值評判，也不應當用強權壓迫出一緻的價值評判，但利益無關者通過相互交流能夠得到共識。所以，我不願意也不看重從一個更好的理想目标出發來要求、批評政府和普通人，所以，我一般不從道德出發來要求政府的施政和評價其他人的學術研究，因為沒有真知或不清楚真實結果，道德評判不過是空話，也因為人的認識能力始終是有限的，不可能預知一切。

對于國内一些“學者”動辄高談大詞“亞洲價值觀”、“中國國情決定了不能搞民主”、“保護傳統文化”、“中華文化”、“文化的多元”、“基本的不可改變的價值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及相應的變種思潮與說法，我的總評是：先有真知，後有行動和價值觀，重要的是搞清楚真實的情況是怎麼樣的，為什麼會發生相應的社會現象，内在的機制（原因）是什麼，政府制訂并執行了某項政策，目标是什麼，運行情況與效果是什麼樣的，是正在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停滞、還是惡性循環，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改進。

至于價值觀，不過是些次要的東西。如果學者不清楚情況就先用某種價值觀或者某種觀念決定我們能有什麼樣的知識，采取什麼行動，亂發空議論，這些話語不過是表現了這些學者沒搞清楚問題、情況就隻管發言，也表現了中國文科學術界整體學術水準的低下。

許多落後和愚昧的國家黨政官員都擔心（甚至拼命抵制）随現代化的發展，西方文化對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道德和價值觀都會造成巨大的侵蝕，情況又是另當别論，這些國家都是政教合一或者接近政教合一的國家，當然，西方化（向西方學習）意味着自由化，也是去道德化，是從兩個最重要方面削弱政府與官員權力的正當性與專制地行使權力的能力，政府與官員中當然會有一些人反對西方化。

至于對個人、組織而言，從事哪方面活動更能夠趨利避害，也就是對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方面，由于人類社會的分工，個人和組織自有自己的判斷。

二、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能夠和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同樣客觀真實，富于權威

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能否與自然科學同樣地科學，能不能象自然科學那樣客觀真實，富于權威？西方發達國家的文科學者等所研究、總結出的規律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真理？中國許多學者幹脆認為不是，不可能。但在這方面，實際上，這一切是毫無疑問的。

根據對愛因斯坦的叙述進行總結并加上自己的一點心得，西方自然科學是系統的實驗和嚴密邏輯推理的體系，最基本的共識（或觀念）是：一、人類能夠通過系統的實驗得到确定的可重複的經驗，這是科學的基礎，通過直覺産生的概念、原理、規律可以對這些進行清晰的描述，并通過嚴密邏輯推理建立、得到真實的知識（概念、原理、規律）。概念、原理、規律必須是與經驗形成對應，才是真實的知識（可以通過直覺把握這種對應）。

再用演繹推理得到解釋、推論（包括預見），推論也能夠與經驗形成對應（這種對應同樣是通過直覺把握的），若推論與經驗的對應得到實驗觀察證實，則概念、規律就是正确的。當然，如果應用了數學，得到的就是定量、準确的知識。

二、人類所認識的規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規律，或者換句話說，自然是可認識的。當然，這是一個信念，是元科學問題，科學本身不能夠證實它。

所以，科學必須是真實的知識，所謂“正确”一般是在定性上的正确，概念、原理、規律以及推論和經驗的對應是成立的，是真實的，而且還要求邏輯推理嚴密；當然，習慣上，“正确”有兩個意義：一是概念、規律的描述與推論與經驗存在定性上的真實确切對應，那就是定性的正确。二是，正确有時還包括定性上正确，定量上準确這個意思。

真實，意味着概念、原理與我們的經驗（觀察的實體情況等）存在着對應。例如：“書”這個概念是真實的，是什麼意思？那就是必須與現實中的書形成對應；進化論的原理之一“生物總是過度繁殖的”，首先是概念如“生物”、“繁殖”等必須做到與我們的經驗形成對應，而且整個原理必須能夠與我們的經驗形成确切對應，邏輯嚴密。這樣，這條原理就是真實而且正确的。

因此，中國文科許多論文、專着，在我的眼裡，缺乏真實當然也不正确，即概念、原理與經驗沒有形成對應，不過是空話而已。

由前面兩條最基本的共識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第三個基本共識：界定清晰的概念與嚴密的邏輯推理是不允許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許正确與錯誤共存，即由前兩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可以得到結論：對客觀事實的認識所得到真實的知識隻有一個，即“真理隻有一個”。

既然人類所認識的規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規律，通過邏輯推理，真理與真理之間能夠相互聯系的話，必定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否定相互排斥。（重複一遍：各種應當怎麼做的實用方案中什麼是最佳的，以及“善”、“惡”的道德評判由于常常牽涉自身的利害，不可能得到一緻的評價結果。具備理性的利益無關者通過自由的信息交流是能夠得到一緻的（包括評論上的）共識，當然，這些共識不是真理。）

(額外的話：因此，在西方，悖論問題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這牽涉到人類認識世界認識社會的最基本觀念，知識不允許相互出現矛盾。所以，希爾伯特曾經充滿希望地提出：數學能否是既無矛盾又是完備的？即能否從幾個公理出發，通過嚴密的邏輯推論得到所有定理？這樣，知識就是一個完備而且統一的整體。但哥德爾的研究否定了它。一個嚴密的形式邏輯的知識體系，無矛盾就必定是不完備的，即至少存在一個正确的定理，但不能夠從有限的公理出發通過有限步驟推理得到。)

一些人以為：“真理隻有一個”，一元化的“真理”觀是中國文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遭受劫難的原因之一，這看法完全錯誤。

真理隻有一個，但确定它是不是真理，在自然科學方面需要三個步驟的自由信息産生與交流辨析：自然科學的堅實基礎是不以實驗者為轉移的實驗結果的可重複性，理論體系的發展需要新理論，必須辨析是否得到了真實的知識、有沒有邏輯錯誤、其他可能解釋才是正确的等類型的錯誤，這些需要其他人進行進一步研究驗證才得到确認，這三個重要的基礎也是保證知識真實的最重要步驟，要靠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來保證，真理才能夠自由産生和自由傳播并得到辨析确認，文科也不例外。

因此，中國共産黨曆史上用政治運動、大批判等強制權力進行思想改造，破壞了信息的自由産生、交流、辨析，隻是對科學、對真理産生和傳播的破壞。

而且，這些政治運動給中國文科帶來的另一個遺留問題是：有一些人不是努力争取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卻反感于一元化的“真理”觀，迷戀于多元化的後現代思潮，結果是他們的理論、觀點标新立異，卻隻是一駁就倒的垃圾。

總之，真知來源于自由，人類的自由探究活動，自由地産生信息和信息的自由交流（當然還需要共識和理性），而不是由真知産生自由，當然，真知與自由是相互促進的。

孔德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在化學或生物學中，我們不容許自由思想存在。為什麼在道德與政治中，我們就必須允許它的存在？”為什麼呢？因為在化學和生物學中是其他人進行理性的研究、複核、評價等導緻的非權力強制性不允許，是進行自由信息交流後發現自由思想（如結論、研究等）錯誤，科學家若堅持錯誤的自由思想或者胡言亂語，會導緻自身聲譽的下降甚至嚴重降低。

這無害于自由，一般情況下也無害于學者的自由研究和真知的産生，特殊情況如研究成果太超前，得不到學術界公認，對新思想得到承認有害的話，這種害處也會随着學術界新一代研究者的出現而解決。而道德與政治中，不容許自由思想存在的情況都來源于（合法或非法暴力支撐的）權力，是破壞自由的，這就破壞了産生真知的基本條件。

在這三個最基本共識方面，文科學術和自然科學沒有區别；唯一的大區别是文科很難象自然科學那樣反複做可控制的實驗而已，自然科學研究面對的是客觀實體，文科學術研究面對的是人的各種行為表現和言說，但這個世界，關于人的行為和言語，卻永遠不會缺少能夠觀察到并記錄下來可重複的經驗，這同樣是經驗科學的基礎。

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所研究、總結出的原理、規律當然是真實的，當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真理。因為，人性是相同的。另外，由于很難象自然科學那樣進行可重複的實驗，不可否認，文科學術研究的難度比自然科學大。

甘陽在《柏林與“後自由主義”》中說：“柏林認為，對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的強烈訴求乃根深蒂固地貫穿于二千年來的西方思想傳統，其思想根源則在于他所謂的‘愛奧尼亞謬誤’(Ionian Fallacy)，即古希臘哲學的謬誤。……柏林指出，自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以來，西方這套核心觀念一直由三個基本預設構成：

一、所有問題都必然有一個正确的答案(真理)，而且隻能有一個正确答案，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謬誤。即所謂‘真理隻有一個’；二、這些正确答案原則上是可以認識的，即真理與謬誤的區别原則上是清楚可知的；三、真理與真理之間必然都是相容的，不可能相互排斥相互沖突，因此所有真理的總和一定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由此，真排斥的一定是假，善的對立面必然是惡。

這三個預設說到底都以一元論為指歸，而在柏林看來都是武斷而且危害無窮的。因為在人類意見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終極價值這些重大問題上，恰恰不存在一個唯一正确的答案，硬要在不同答案之間裁判真理與謬誤，實際隻能是‘強權即真理’，而把人類在價值觀上的分歧和沖突看成是真理與謬誤或善與惡的鬥争，正是人間血流成河的根源。”

我看不到柏林的原文，可以判斷這确實是柏林的意思。在這方面，柏林出現了錯誤，柏林清楚，是西方自然科學的無可置疑的成功與理性權威極度強化了一元論，因此，西方這套核心觀念最重要的支撐是自然科學的基本共識（核心觀念）和自然科學的成功以及西方文明的輝煌，西方這套核心觀念符合自然科學的基本共識，不是謬誤。而且柏林對西方這套核心觀念的總結并不是很好，如根據哥德爾定理，所有真理的總和一定是不完備的。

以自然科學的基本觀念（共識）為支撐，哪怕是在人類意見最分歧的道德、政治、宗教、文化及其終極價值這些重大問題上，許多問題也存在一個真理（唯一正确的答案），在利益無關者那裡，所有問題都能夠産生唯一的共識，但在不同答案之間裁判真理與謬誤，隻能依靠個人之間自由的信息交流、辨析與反饋以及理性，而依靠強權隻能夠破壞對真理的探究，得到謬誤。當然，在一個國家中，如果都是利益相關者的話，也還有後人和外國人作為利益無關者能夠最終得到這些真知和共識。

三、真知來源于自由，自由地産生信息和信息的自由交流（當然還需要共識和理性）----為什麼中國文科學術沒有象自然科學那樣富于無可争議的客觀與理性權威

但是，西方的那一套常常在中國水土不服（實際上最主要的是“官”土不服），這一點當然引起了許多人的疑惑，并有了堅定的反對理由，認為文科學術不是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那樣客觀的規律。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真知來源于自由，自由地産生信息和信息的自由交流辨析，但中國的文科不存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那樣比較高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一些人說，文科學術從選擇材料到寫論文進行闡述，都會有個人主觀觀念、價值觀等的影響，因此文科學術不可能是客觀的。但在自然科學中，從選擇材料、觀察到撰寫論文，常常同樣是理論決定實驗（如理論決定選擇觀察對象、實驗設計思路等），卻沒人說它不客觀。在自然科學中，經常是理論決定了實驗，也有實驗觀察者因為自己的理論依據、願望等原因出錯誤的，但科學家若出了錯誤、造假、說瞎話，别的科學家指出後，信息廣泛傳播後，就會被否定，而且聲譽、地位等大減，所以一般很少有這樣的問題。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國共産黨和政府非但沒有保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反而是文科受到的打擊極大，政治支配文科學術，把垃圾當學術成果延續了很長時間，一些人靠大批判這樣的毒品，以及其它垃圾、假貨出名，獲得榮譽、地位等是衆所周知的，說真話都曾經是可能被殺害的事情，什麼才是學術和學術研究都曾經是中國文科學界真正的大問題。這樣，中國文科學術怎麼可能是真實、客觀的？

而且在中國，一直都是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水平比文科高，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僅僅因反右、大躍進而短暫地出現過政治支配學術的情況，卻很快恢複了相對正常狀況，另外中國的學習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學生也一直比文科學生素質水平高。水平越高，越有客觀、理性權威。

所以，真實、發現真理的前提條件是信息的自由交流，關鍵在于必須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保證學者之間的信息相互交流與辨析真僞，從而保證學者所做研究的真實、客觀，這是極其重要的。

一個習慣了被支配着灌輸了很多偏見、垃圾和廢物的文科學術界，現在還比較缺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來獲得充分信息和自由交流辨析，水平又低下，能很快相信文科學術也能夠是真實、客觀的，那才是怪事。

其次，自然科學中，實驗現象與概念、原理、規律等的對應，在西方與在中國是相同的，而西方人的文科概念、原理、規律等是與西方人生活中的反複出現的現象存在對應，但很明顯中國人的生活狀況與西方人的情況有一些不同甚至很不相同的地方，這樣，就存在西方人的概念、原理、規律在中國是否得到了真實對應，是否被真實理解的問題，“所指”、“能指”都容易出錯誤，尤其是中國文科學人都喜歡拿西方那些概念、原理就直接往中國情況上亂套。這樣，中國文科理論研究特别容易喪失的是“真實”（的對應），也特别容易喪失客觀性，而這是科學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在這點上，随便拿起一本文科雜志，看看裡面的論文，看看有多少文章，裡面的概念、原理等定義是否清晰，與經驗（如中國的情況）是否存在嚴格清晰的對應，而且邏輯是否嚴密，就能夠知道中國文科研究是否談得上是在“說真話”，做真實、客觀的研究。

第三、自然科學中，科學家報告了一個實驗現象，必須把實驗條件說清楚，别的科學家在同樣實驗條件下得到相同結果才得到确認；寫論文闡述一個理論成就，必須把推理、計算過程寫清楚，别的科學家重複驗證無誤後才得到确認。因此，自然科學幾乎不會出現導緻别的科學家産生誤會的重要疏漏和忽略。但西方人的文科理論文章、論文、專着常常免不了因為在他們那裡是天經地義、不言而喻導緻出現無意疏漏和有意識的略寫。

我曾經讀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感覺有幾個章節毫無意義，根本沒必要寫，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他略寫了一些，而且，他所關注的問題不是我所關注的問題。我在寫《政府執政能力問題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如何平穩過渡到自由民主體制？》時，看了幾篇讨論政府正當性問題的論文，我毫不奇怪地發現，這些論文全部遺漏了我認為政府正當性最重要的部分：從契約的角度來說，民衆繳納了稅款，政府就必須保護民衆個人平等的權利（體現在憲法中），為民衆個人提供起點公正和總結、制訂公正的規則，遵守、執行公正的規則，包括執行法規的公正（體現在政府日常工作、政策、法規中）。

後來，我偶爾讀美國教授所寫的《政治科學》，發現這至關重要的部分隻是大略地寫了一句話，而且是列在政府成立時間久遠導緻政府正當性理由當中，大約美國人覺得：政府首先必須真正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公正對待民衆，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吧，而且，确實政府公正對待民衆，時間比較久遠（十幾年到幾十年）後政府就自然具有了正當性。但在中國，做到這一點肯定還需要民衆極其艱巨的努力，甚至可能還要付出慘痛的犧牲，中國曆史上曆代政府的特點正是不能夠公正對待民衆，加上人口增加，時間久遠後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反而越來越缺乏正當性，因此存在周期律。

另外，自然科學的第三個基本共識（界定清晰的概念與嚴密的邏輯推理是不允許相互矛盾的，即不允許正确與錯誤共存）很重要，常常是研究者是否真正懂得科學研究的标志。研究者不能夠以為自己運用了科學方法從數據或經驗中得到了某個規律或者原理就得到了科學發現，曆史上很多情況已經證明：這些很可能是存在自己未考慮的其它原因同樣導緻這樣的結果，即很可能别的解釋才是正确的。

所以，研究者還必須運用對照實驗以及邏輯推理等，排除能夠否定這個規律或原理的其它可能解釋，才能夠說得到了科學發現。在自然科學方面，如果沒有考慮這種可能性，發現一個新現象便急忙得到結論并報告，出現錯誤的話就非常丢臉了。在中國文科方面，由于水平比較低下，出現這種錯誤沒有人認為是令人羞愧的錯誤，卻似乎是非常正常的情況，甚至當成大發現，創新、有思想、有獨立思考等。

但由于自然科學和文科學術的相互獨立發展，在文科方面，特别容易出這種錯誤還不容易被發現。如哈耶克曾經提到的在經濟學中：“例如，總需求與總就業之間可能僅僅有着大約的相關性，但由于這是我們能夠得到量化證據的惟一關系，它便成了進行計算的惟一的因果關系。”在自然科學中，存在相關性并不一定是因果證據，把相關性視為因果證據的論點一般是值得聽一聽或者是可以接受，但不可以被視為已經得到驗證的論點，更不能夠把這作為施行政策的依據。

自然科學界是隐含地非常看重第三個基本共識的，而且高水平科學家能夠運用高水平科學鑒别力清楚評判科學成果是什麼情況，從值得一聽（未得到證實）到堅實可靠的科學成果，指出其優點缺陷，未來發展潛力等，并在綜述、評論論文中闡述。

但中國文科學界，非常缺乏高水平人士對各種新成果進行高水平的綜述評論，卻常常看到既不是紮實創新也不是全面總結、評論現有研究成果，隻是所謂指明方向的“指路明燈”式假學術顯得水平高，非常受追捧。在中國文科，真正的創新難于得到公認和中肯好評，反而是尖銳的觀點和評論容易引起巨大轟動和關注。這隻能夠進一步說明，中國文科職業學術界，是一個沒有在思想、學術上成熟的職業學術界。

中國文科學界還因為教育水平低下以及論文撰寫水平低下導緻了各種困難特别是理解困難和運用、創新困難。所謂理解，必須是學生具備經驗性的感覺、事實、抽象化了總結性的事實、經驗規律等作為理解的基礎，并與抽象（一般性）的概念、原理、規律等形成具有特定知識結構的對應，而且能夠從原理規律出發推理得到結論并解釋事實，學生把這一切内化，形成經驗支撐的相互聯系的知識結構，這樣才是理解。

最好的理解是經驗、事實、本學科和其它學科各種原理形成各種對應與推理聯系，融會貫通。在中國，自然科學教師對學生教自然科學各學科的過程中，誰都知道自然科學是實驗科學，因此自然科學的教材與教師的教學中，教師都要讓學生盡量做實驗，都有大量的實驗與結果的闡述。這樣，中上水平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是自然而然能夠形成對應，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理解甚至良好的理解。

但文科學生一般是從學校到學校，學習理論往往缺乏相應生活中的感受與經驗支撐他們的理解，文科的教材、教學以及論文專着中，非常缺乏經驗性的感覺、事實、一般性總結的事實、經驗規律等的闡述，基本上通篇都是從概念到概念、原理到規律等，學生缺乏經驗性的感覺、事實、抽象化了總結的事實、經驗規律等經驗基礎，支撐學生對概念、原理進行理解，這樣，學生很難形成相互聯系的知識結構，達到真正理解。這樣，毫不奇怪，文科學生們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教材上每一個字、詞都清楚，但整體上（整段話、整個章節）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還有，中國文科學術的不客觀真實、水平低下這種情況因為中國文科流行（包括被迫流行）晦澀難懂的“黑話”、“大詞”或彎彎繞繞的隐喻而雪上加霜，與後現代潮流進入中國也有關，一些文科青年學人以為這樣是有水平，有思想，看不起說清楚、明白的真話，邏輯嚴密并與我們的經驗形成清晰對應的紮實、真實的研究，認為那太常識。這些人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清晰的理論若有錯誤能夠被後續研究否定，但含混的話語則是很難發現謬誤并否定的，“黑話”、含混的“大詞”幾乎沒有理論意義。

另外，文章是寫給别人看的，清晰優雅或清楚明白的闡述，容易影響他人，有錯誤也容易發現，創新和非凡的洞察用常識的、對應真實情況的詞語寫出來，能夠有助于形成新的知識、公共輿論或者共識，産生最有效的影響。

四、為什麼中國文科學術的實用部分也沒有象工程技術那樣客觀有效，富于無可争議的權威

在中國，自然科學無可争議的理性、客觀權威也與工程技術無可争議的效用有關，各種科學技術的應用已經快速、極大地改變這個世界和改進了人們的生活，而且是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了的。中國文科學術中可實用的部分所對應的是工程技術，卻沒有象工程技術那樣客觀有效，富于無可争議的權威，原因當然主要在于政治經濟制度、觀念、利益等一系列沖突，導緻西方文科那一套自由民主制度等不可能象西方科學技術那樣阻力極小地在中國得到全面推行實施，也與文科學術界自己的問題有關。

中國在一八四0年以後，官員大多樂意看到技術、生産上的進步（船堅炮利），而且船堅炮利自己也能夠得利，因此工程技術的實施（如開鐵路等）、教育、發展等雖然有阻力，它的阻力和實行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民主制度等所遇到的極大困境相比較，簡直算是一帆風順。原因當然主要是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制度上實行西方那一套，官吏的權力、利益會受到損害甚至極大傷害，另外，老百姓交納了明稅、暗稅，卻缺乏生活、教育、衛生等福利保障，向西方學習總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損失，所以注定是阻力重重。讀過中國近代、現代曆史的都知道，由于利害沖突太大，中國學習、實行西方那一套是付出了無數“血與火”的代價才實現了一部分。

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中華文明的軸心轉變為自由、民主、科學的曆史，基本上就是全面向西方學習、走彎路、再西方化的曆史，因此這個問題可以讨論的部分極多，文章可以做得很大。但限于篇幅，隻能夠做簡要讨論。

在一個國家中，要實行任何新的制度、政策等，都必須有權力，因為利益、觀念等原因有支持者，這樣才可能實行。西方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等，在西方有他們自己的權力、利益格局支持，而且有接近于全社會的共識支持實行他們自己逐步産生的那一套制度、政策，而在中國，權力、利益格局（如支持力量等）與西方相比是大不相同的，更沒有全社會的共識。

當然，中國向西方學習，不會一模一樣，都會有所調整，有所改變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以中國官員的權力之大，官員的利益就會導緻與西方不相同的部分有利于自己，而不是國家、民族。但是，這樣一個結果是非驢非馬，遠不能達到西方那樣的結果。當然，反對者就更有理由了。

舉一個曆史上的簡單例子：在西方的絕對優勢面前，清朝産生了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就是用政府的資金開辦（主要是軍事）現代工業企業，本來滿清政府就擔心秘密會社包括擔心私人企業會對他們的腐敗統治産生挑戰，由于政府的權力大，辦了現代工業企業，在利益上必定會與私人企業發生沖突，就自然有限制甚至禁止私人辦企業的利益動力，效率高的私營企業得不到發展，而且洋務企業的管理者是官僚任用私人，腐敗、浪費巨大，效率低下。

但卻沒有把政府資金用于資助能夠提高整個國家公正與效率的教育事業。而日本的明治維新正相反，當然，相比于日本，洋務運動學習西方，走的是一條最容易走的路，是對官吏有利，對國家民族不利的道路，必定失敗。

到現在，在中國共産黨統治下，中國在二十世紀的新洋務運動，雖然比滿清時代确實有進步，但還是不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向西方的學習還遠遠不夠。到現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無知話語仍然能夠聽到。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中國共産黨出現超過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人。

在古代，儒士們一直在研究治國之道術；法家拿出的治國之術特别精明狡詐，實行得長遠後有害于國家民族。現在，中國文科學術界在拿出自己的實用性的解決辦法方面特别差，有多種原因。中國文科本身理論水平就低下，理論水平的低下當然會制約理論的運用水平，而且，中國文科并不象科學技術方面那樣存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實用技術、發明革新那樣的心中有數的區分和沒有高低貴賤的人員分工。

中國文科學術界的傳統是重“道”輕“術”，現在也有那麼一點分工，理論界是務虛的，有不少人是空對空，有一些也做實地調查，還有一些人包括智囊們是遞奏折、務實的，也做實際考察。搞理論的不太看得起做實地調查，更看不起遞奏折的，問題是遞奏折者的務實，體現在考慮奏折能否被官員采納超過奏折對國家民族是否有利的考慮。

比方說：如果一個中國的工程師是成天琢磨如何施工才能夠在成本和效能（廣義，包括質量、壽命、性能、效益等）上取一個最佳點，那是最好，如果他成天琢磨如何施工才能夠提高質量、壽命、性能，沒怎麼考慮效益等也還受起碼的尊敬，但如果是象一些遞奏折者的人提出的改革方案那樣，建議老闆造大橋，隻管把鋼筋減少，反正沒人看得見，老闆能夠更提高效益，肯定樂意做。如果中國的工程師都這樣做的話，中國的工程技術是沒有信譽可言的。

哪怕是在科學技術方面，情況都是：各個國家的科學是相同的，但工藝、技術有時千差萬别。中國文科學術，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缺乏高水平的對國家民族切實有效的實用制度設計以及解決辦法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的工程技術方面），而且，文科的學術性探讨，若是想要影響整個社會，那麼最好是同時有“怎麼樣”、“為什麼”、“怎麼做”，也就是在清楚分析現狀、問題，闡述内在機制後，拿出一個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就能夠大幅度提高文章的影響力。

設計師畫圖紙，工程師搞工程建設，都必須清楚當地的實際情況，政治經濟等方面拿出切實可行的制度、政策等方案也同樣要清楚并考慮各方面的影響因素。本來海外獨立知識分子和海外民運在這方面能夠起一些作用的，但他們遠離國家多年，不太清楚國家現在的情況，很難有針對性地拿出有效辦法，而且，他們大多是因為6，4逃往國外甚至坐過牢的，即使他們仔細研究後能拿出來也不相信可能會被采納，因此，他們幾乎不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毫不奇怪，他們對中國共産黨和政府的批判遠遠超過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這樣，文科學術在實用性方面怎麼可能象工程技術那樣樹立客觀、有效，富于理性、無可争議的權威？

學生都沒有做好，是沒有指望進行良好運用和創新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在中國被有選擇地用得亂七八糟，是官員等包括社會環境不行，理解以及運用等方面做得不夠，還是理論有問題？當然主要是官員等人不行。

結語：

中國文科學術，目前重要的是以西方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以西方的基本學術觀念（共識）為自己的基本學術觀念，并産生自己的學術、文化創造，才能夠急起直追，參與創造新的中華文明，牢固樹立自己的學術傳統與自信。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五.相關新聞

中國青年報:文科生創業難度比理科生更大? “我身邊創業的文科生真的不多，即使有創業想法也不敢做，因為他們對項目不是很有信心，多數文科生還是願意按部就班地就業。”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專業選擇休學創業的王澤宇表示。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小胡認為，理科生創業大多數是因為手中掌握了高新技術，他的一個師兄就是因為設計了一個軟件，在上學期間就辦起了一家公司。

文科生與理科生的創業群體相比，哪個更多一些呢？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日前聯合開展的關于“文科生還是理科生更容易創業成功”的調查顯示，3275名接受調查的網民中，有64.99%的人表示身邊理科生創業的居多，23.37%的網民表示文科生居多，而有11.64%的網民表示兩者數量差不多。

“在高校裡，創業的理科學生要遠遠超過文科學生，因為文科生創業的難度相對更大。文科創業項目一般是靠創意取勝，技術含量相對較少，但創意是很容易被複制的，所以文科生創業成功的幾率不是很大。”一位網友這樣認為。

調查也顯示，54.25%的網民認為文科生的創業難度更大，23.84%的人認為文理科生創業的難度是一樣的，隻有21.91%的網民認為理科生創業難度大。

“文科與理科所關注的學科領域不同，因此造成了學生在思維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理科生可能更擅長邏輯思維，文科生往往比較感性，這些學科造成的差異就會導緻學生在創業時産生差異，當然，他們也存在着各自的優勢。”中央民族大學KAB講師周其洪認為。

專業

1、哲學類：

① 哲學

② 邏輯學

③ 宗教學

④ 倫理學

2、經濟學類：

① 經濟學

② 國際經濟與貿易

③ 财政學

④ 金融學

⑤國民經濟管理

⑥貿易經濟

⑦ 保險

3、教育學類：

① 教育學

② 學前教育

③ 特殊教育

4、曆史學類：

① 曆史學

② 世界曆史學

③ 考古學

④ 博物館學

⑤ 民族學

5、法學類：

① 法學

② 馬克思主義理論類： 科學社會主義與 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革命史與共産黨史

③ 社會學類： 社會學、 社會工作

④ 政治學類： 國際政治、 政治學與 行政學、思想教育學、 外交學

⑤ 公安學類： 治安學、 偵查學、邊防管理學

6、文學類:

① 中國語言文學類： 漢語言文學、 漢語言、 對外漢語、 古典文學

②外國語言

③ 新聞傳播學類： 新聞學、 廣播電視新聞學、 編輯出版學、 廣告學

7、管理類：

① 管理科學與管理工程類： 管理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② 工商管理類： 工商管理、 市場營銷、 會計學、 财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旅遊管理、 物流管理、 工商企業管理、酒店管理學

③ 公共管理類： 行政管理、 公共事業管理、 勞動與社會保障、 土地資源管理

④ 農業經濟管理類： 農林經濟管理、 農村區域發展

⑤ 圖書檔案學類： 圖書館學、 檔案學

優勢比拼

思維理性和邏輯性強是理科生的最大優勢

王峰大學時學的是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在上海打拼了幾年，最終回到家鄉做起了移動信息增值服務，憑借着在計算機信息領域的積累，他的公司很快上路，并且走在了地區同行的前面。談到創業的優勢，王峰非常謙虛地表示，“其實我就是比别人更早地關注了這個領域，然後組織了一個有效率的團隊，發揮了這些年打工積累的經驗，最後取得了成功。”

理科生創業很明顯地具備了一些文科生不具備的優勢。調查顯示，有67.04%的網民認為理科生思維理性、邏輯性強，58.94%的網民認為理科生涉及創業領域更容易專業對口，52.53%的人認為理科生務實、嚴謹，51.49%的人表示理科生創新能力比較強，50.95%的人認為社會更關注高新技術創業，有36.35%的人認為理科生在學校時就容易獲得科研成果或發明專利。

在周其洪看來，理科生在邏輯思維和執行力上好，往往想做就做，這種特質與文科生不同，而這種特質是保證理科生創業成功的關鍵。他認為熊和珍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熊和珍是中央民族大學信息與計算科學專業的大三學生，他通過在大學校園裡做英語培訓，挖到了第一桶金。

“一個大二的理科生，做英語培訓能成功嗎？”周其洪曾經對熊和珍的能力表示了懷疑，但熊和珍憑着務實的作風，還是把英語培訓做了起來，“英語狂人李陽甚至還專門為熊和珍寫過一篇博客，稱他是新狂人”。

雖然理科生熊和珍創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周其洪也指出了他的缺點。他認為，理工科的學生比較内斂，因為功課比較多，參加社會活動的時間相對就少，創業的成功與否，還是要看所選的技術是否有廣闊前景，他們選擇創業遇到的困難相對文科生來說就是人際溝通的困難。“像熊和珍，開始接觸我就知道他的問題。這個學生比較自負，我就告訴他，要有全局觀念，要善于整合資源，不能隻是單打獨鬥，要把資源充分調動起來。”周其洪說。

熊和珍為了創業，專門休學去了廣州，到李陽的公司打工，“李陽老師教給我兩點經驗，讓我終生難忘，一是學會謙虛，二是學會感恩。我覺得理科學生往往過于專注，而忽略了其他的東西。”

文科生的最大優勢是善于溝通

“我是一個文科生，創業時沒有高科技産品，但我善于觀察，作為一個在校大學生，這些年我做過許許多多的項目。我知道要進學校賣東西，隻有3種能賺錢：一是電腦，因為學生都需要；二是票務，包括學校周邊公園的月票、年票，雖然利潤不高，但銷路好；三是電話卡，包括手機卡和各類IC卡。現在在學校裡賣襪子、帽子之類的，基本是沒有銷路的。”王澤宇介紹說，他在學校裡曾經構建了一條非常發達的銷售網絡。

沒有技術優勢，文科生創業一定要具備兩個條件：人品和社會資源。這是王澤宇總結的創業經驗。他認為，隻有人品好才能夠得到别人的信任，才能拓展社會資源，而社會資源的拓展才能夠帶來商機，“文科生創業的一個優勢就是思維靈活，可以很快地轉向，因為我們知道單靠個人強勢是無法取得成功的，所以要學會善于整合各方面的資源為我所用。”

王澤宇上大學後的第一次創業實踐就是向高中生推銷高考複習資料。“我上高中時就覺得北京一個出版商的輔導書不錯，後來發現出版社就在我們學校附近，于是我就去和書商談判，最終靠營銷策略打動了他們，我能夠以2折的價格拿到書，并以6折的價格批發出去。”王澤宇表示，他通過在校大學生以口碑營銷的模式去向高中生推廣這套輔導書，這樣在各個高校中間建起了一條網絡，“由于各方面運作的經驗太少，我最後隻賺了幾百元錢，但是通過這件事情把我的網絡建立了起來，也算是一大收獲。”

文科生創業的優勢在哪裡？調查顯示，有77.42%的網民都認同文科生表達能力強、善于溝通是最大優勢，56.2%的人認為他們善于利用宣傳造勢，54.01%的人強調了文科生知識面廣，文字能力強，48.53%的人表示文科生感受力、洞察力比較強，有32.96%的人選擇文科生創業項目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32.34%的網民認為文科生的創業項目更注重創意。

針對文科生王澤宇的創業道路，周其洪老師也有幾個忠告。他說：“文科生創業信譽和品牌是核心競争力，因此一定要走專業化的道路，不能把領域拓得太寬，如果不走專業化的道路，就一定要去理科找技術，找人才。公司的大小無所謂，隻要公司先正常運轉起來，保證資金鍊不斷，這樣創業才有可能成功。”

周老師認為，文科生可以避開技術上的劣勢，發揮文筆好、思維活躍、交往能力強的特長，與理工科畢業生共同創業，便能夠優勢互補，發揮獨特的作用。

做有價值的創業項目才可能成功

文科生和理科生，哪個創業更容易成功？調查顯示，48.2%的網民認為理科生創業更容易成功，31.99%的人認同“都一樣，關鍵看個人素質和創業項目本身”，僅有19.81%的人表示文科生創業更容易成功。

“我覺得不管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做有價值的創業項目才有可能成功。”量子高科集團副總裁、量子高科（北京）研究院總經理李和偉認為。

大學時學中藥專業的李和偉，畢業後選擇了在藥品行業創業。他認為創業時候的想法隻是一個雛形，隻有經過實驗室、政策、市場和消費者檢驗後才成為産品，大多數想法其實沒有價值，往往禁不住市場的考驗，“結合我的經曆來說，我做藥需要有錢買原料、試劑、還要有實驗室，還要能夠開展檢測，一旦有結果，還要申請專利，進一步放大就需要做藥效學、毒理試驗，到申請專利就是至少百萬元計的投入，一到藥效、毒理就是300萬元以上了，而這離産出還遙遙無期呢。”

李和偉雖然認同理科生不善于溝通是創業的障礙，但他也表示，如果創業者真的能關注技術本身，把東西做得有價值，溝通就不是問題了。“别人認可的是産品、是技術，又不是談戀愛，不需要你多麼善于溝通，而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光想着溝通，技術也是做不精的。”李和偉認為投資者和消費者說到底是沖着技術和産品的價值來的，把技術做精，有未來可以共建，這才是第一位的。

高校專業

（2007年批準）

國家一級重點學科

哲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複旦大學

理論經濟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南開大學

複旦大學

廈門大學

武漢大學

應用經濟學

中國人民大學

中央财經大學

南開大學

廈門大學

法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政治學

北京大學

社會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國人民大學

教育學

北京師範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心理學

北京師範大學

體育學

北京體育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

北京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複旦大學

南京大學

四川大學

新聞傳播學

中國人民大學

複旦大學

曆史學

北京大學

南開大學

國家二級重點學科

馬克思主義哲學

北京師範大學

南開大學

吉林大學

南京大學

武漢大學

中山大學

中共中央黨校

中國哲學

武漢大學

邏輯學

中山大學

倫理學

湖南師範大學

宗教學

四川大學

科學技術哲學

山西大學

東北大學

政治經濟學

南京大學

四川大學

西南财經大學

西北大學

經濟思想史

上海财經大學

西方經濟學

華中科技大學

世界經濟

遼甯大學

國民經濟學

北京大學

遼甯大學

區域經濟學

蘭州大學

财政學

東北财經大學

上海财經大學

中南财經政法大學

金融學

遼甯大學

複旦大學

武漢大學

中南财經政法大學

暨南大學

西南财經大學

産業經濟學

北京交通大學

東北财經大學

複旦大學

山東大學

暨南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國際貿易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湖南大學

勞動經濟學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統計學

天津财經大學

西南财經大學

數量經濟學

清華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

吉林大學

華僑大學

國防經濟

國防大學

軍事經濟學院

法學理論

吉林大學

法律史

華東政法大學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浙江大學

刑法學

吉林大學

民商法學

中南财經政法大學

訴訟法學

西南政法大學

經濟法學

西南政法大學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武漢大學

國際法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廈門大學

武漢大學

政治學理論

南開大學

天津師範大學

吉林大學

複旦大學

中外政治制度

華中師範大學

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産主義運動

山東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中共中央黨校

中共黨史

中國人民大學

中共中央黨校

國際政治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

複旦大學

社會學

上海大學

南京大學

人類學

中山大學

民俗學

北京師範大學

民族學

中央民族大學

雲南大學

蘭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南京師範大學

武漢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南京政治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

東北師範大學

中山大學

教育學原理

東北師範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課程與教學論

西南大學

教育史

浙江大學

學前教育學

南京師範大學

高等教育學

廈門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

教育技術學

華南師範大學

基礎心理學

北京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西南大學

發展與教育心理學

天津師範大學

華南師範大學

應用心理學

浙江大學

文藝學

中國人民大學

山東大學

暨南大學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北京語言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

安徽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古典文獻學

浙江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

首都師範大學

南開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中山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

南京師範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

山東師範大學

武漢大學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

中央民族大學

内蒙古大學

新疆大學

新疆師範大學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上海師範大學

英語語言文學

北京大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南京大學

湖南師範大學

中山大學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俄語語言文學

黑龍江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德語語言文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

印度語言文學

北京大學

亞非語言文學(朝鮮語言文學)

延邊大學

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新聞學

中國傳媒大學

藝術學

東南大學

音樂學

中央音樂學院

上海音樂學院

美術學

中國美術學院

設計藝術學

清華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

戲劇戲曲學

中央戲劇學院

上海戲劇學院

廣播電視藝術學

中國傳媒大學

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北京師範大學

考古學及博物館學

吉林大學

曆史地理學

複旦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

曆史文獻學

四川大學

專門史

清華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

廈門大學

四川大學

雲南大學

西北大學

中國古代史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山東大學

武漢大學

中山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

中國近現代史

中國人民大學

複旦大學

華中師範大學

湖南師範大學

中山大學

世界史

首都師範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

南京大學

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