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年

205年

東漢建安十年
建安十年(205)春,曹操聽從謀士郭嘉的建議,辟用青、冀、幽、并四州名士為掾屬,以圖拉攏士人。袁紹謀士陳琳為一時名士,官渡之戰前,曾為袁紹起草儌書,言辭激烈,曆數曹操罪惡,辱罵及其家世。曹操為延攬人材,将陳琳收于門下,使其與名士阮瑀掌管記室,專司文書。于是,四州人心歸附曹操。曹操平定青州。[1]
    中文名:205年 外文名: 别名: 農曆:乙酉 年代:東漢建安十年 事件:袁譚反曹操,失敗

曆史紀事

曹操擊斬趙犢、霍奴

建安十年(205)八月,幽州涿郡(今河北涿縣)人趙犢、霍奴等聚衆起事,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曹操親自率軍進讨,擊斬趙犢、霍奴等人。

曹操擊走烏桓

建安十年(205)夏,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攻略犷平(今河北東部),圍攻左度遼将軍鮮于輔。八月,曹操在擊破趙犢等人後,渡潞河(今北京通縣以下的北運河)援救犷平,烏桓逃奔出塞。

荀悅撰《漢紀》

獻帝好典籍,讀《漢書》,每嫌其文字過多,難以記誦,于建安十年(205)前後命荀悅仿《左傳》體例,用紀年體的形式另撰《漢紀》,诏尚書給筆劄。悅撰成奏獻,書共三十篇,文簡事詳,自序稱着書之意在于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着功勳、表賢能。

秘書監、侍中荀悅,撰寫《申鑒》五篇,上奏給獻帝。荀悅是荀爽哥哥的兒子。當時,政權掌握在曹操手中,獻帝隻是表面上的最高統治者,荀悅有志為朝廷貢獻自己的才幹,但他的謀略都無處施展,所以着述此書。書中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天下的辦法,首先是消滅‘四患’,然後要推行‘五緻’。以虛僞敗壞風谷。用私心破壞法紀,行為放蕩而超越正常規定,奢侈靡費而損壞國家制度,不消滅這四種現象,就無法推行政令,所以稱之為‘四患’。振興農業與桑蠶業,以保障百姓生活;分辨善惡,以糾正民間習俗;推行文化教育,以改善社會風氣;建立武備,以維持朝廷的威嚴;賞罰分明,以統一法令,這就是‘五政’。百姓不怕死,就不要以刑罰來恐吓他們;百姓沒有生趣,就不可能勸導他們向善。所以,身居高位的人,要先使百姓富足起來。使他人安居樂業,這就是保障民生。

對于善、惡,要以功、罪為标準來判定;對于毀謗與贊譽,要用實際效果來進行檢驗。對人不僅要聽他的言論,更要觀察他的行為;不被他的名聲所困擾,要考察他是否名實相符;不能讓虛僞狡詐的人得逞,免得人們去紛紛仿效。因此,沒有奸怪的習俗,民間沒有淫亂之風,這就是糾正民俗。獎勵與羞辱是賞賜、懲罰的核心,所以禮教規定,榮譽與羞辱隻能施加于君子,以改變他們的内心;枷鎖與鞭笞則專用來對付小人,以改變他們的行為。如果不推行教化,就會使中等資質的人也堕落成小人;而推行教化,就能使這些中等資質的人升為君子;這就是改善社會風氣。作為統治者,必然要擁有軍隊,以防備不能預料的變化,平時用來管理内政,戰時則效命疆場,這就是維持威嚴。賞賜與懲罰,是執政的權柄。君王不随意賞賜,并不是愛息财物,而是因為,随意賞賜,就不能用賞賜來勸導人們行善;君王五不随意懲罰,并不是姑息憐憫,而是因為,随意懲罰,就不能使懲罰來打擊犯罪。賞賜而沒有起到勸導的作用,就是阻止人們行善;懲罰而沒有起倒打擊的作用,就是縱容人們作惡。作為統治者,能夠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縱容下面的人作惡,則國法确立,這就是統一法令。除去了‘四患’,又建立了‘五政’,誠心誠意地執行,長期堅持,簡要而不懈怠,疏闊而不遺漏。這樣,不需勞神費心,天下就能太平了。

袁熙、袁尚投奔遼西烏桓

袁尚被曹操攻破後,先投奔中山郡盧奴(今河北定縣),又至幽州(今北京西南)投奔其次兄袁熙。建安十年(205)春,袁熙部将焦觸、張南反叛,進攻袁氏兄弟,準備投降曹操。袁熙兄弟二人逃奔遼西(郡治陽樂,今遼甯義縣西)烏桓。

張燕投降曹操

建安十年(205)四月,勢力盛于一時的黑山軍首領張燕率其衆十餘萬人投降曹操。曹操封其為安國亭侯。

并州刺史高幹複反

高幹為袁紹的外甥,袁紹在世時即任并州刺史。建安九年,以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投降曹操。第二年十月,他乘曹操征讨烏桓之機反叛,執押上黨太守,派兵屯守壺關口(今山西黎城東北太行山口),防備曹操。曹操遣大将樂進、李典進擊高幹,高幹拒險而守,曹軍不能進。

出生

曹叡(239年逝世),魏明帝。

逝世

袁譚(?--205年),字顯思,汝南汝陽人。東漢末軍閥袁紹的長子,為人性剛好殺。

高幹(?--206年),東漢末軍事人物,袁紹的外甥,陳留圉人,曾任并州刺史。出身陳留高氏,祖父和父親二代都任官。

《資治通鑒》記載

孝獻皇帝己建安十年(乙酉,公元二零五年)

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弱強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内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谕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于樂安,聞譚急,将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号哭曰:“無君焉歸!”遂諧曹操,乞收葬譚屍,操許之,複使修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修為司空掾。

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诋。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

袁熙為其将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号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别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舍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馀萬降,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于犷平。秋,八月,操讨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犷平,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聞操讨烏桓,複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将樂進、李典擊之。河内張晟,衆萬馀人,寇崤、渑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

河東太守王邑被征,郡掾衛固及中郎将範先等詣司隸校尉鐘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内實與高幹通牒。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将,外服内貳,張晟寇亂肴、渑,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将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鐘繇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绶,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讨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讨之不勝,為難未已;讨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

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範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于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馀人,畿舉動自若。于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範,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固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将校吏兵三千馀人,皆範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将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于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

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将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且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馀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征關中諸将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着,其馀黨與皆赦之。

于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谛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欲,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為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常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财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僞以蕩衆心。故欲無奸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财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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